避稅行為效應及客觀原因論文

　　任何一種稅都要對其特定納稅人給予法律上的界定。這種界定理論上包括的物件和實際包括的物件差別極大。這種差別的原因在於納稅人定義的變通性。正是這種變通性誘發了納稅人的避稅行為。今天小編要與大家分享的是：避稅行為效應及客觀原因相關論文。具體內容如下，歡迎參考閱讀：

避稅行為效應及客觀原因
 

　　避稅行為研究可分為兩方面，一是對避稅行為產生的後果分析，稱為避稅的效應分析，二是對避稅行為產生原因的研究，稱為避稅客觀原因分析。
 

　　一、避稅行為的效應分析

　　一避稅行為產生的最直接效應是減輕納稅負擔，獲得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納稅人在從事某項經濟活動時，最主要的目的是獲取儘可能多的財產或收入，而納稅與之相悖，稅收是構成納稅人可支配收入最直接的威脅因素。本來納稅人將收入單方面轉移給政府就是一件較為痛苦的事，而稅收單方面轉移，又有別於購買政府公債的單方面轉移，前者是無償的所有權轉移，公債是有償的、暫時的，這更加重了納稅負擔的“痛苦”性。納稅人通過逃稅、轉嫁等手法也能獲得更多可支配收入，從而減輕稅負;但逃稅為非法，轉嫁受價格抵制，搞避稅最為高明和圓滿。納稅人避稅愈多，國家稅收收入蒙受損失愈大，反之亦然。但若從全國資源配置角度來看失大於得，國家損失更大。

　　二避稅行為的第二個效應是國家稅收收入減少

　　避稅對國家稅收收入減少的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避稅本身導致稅收收入減少;其二是避稅不良效應使國家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反避稅;其三，避稅成功後導到更多的逃稅和避稅。

　　三避稅的再分配效應

　　納稅人通過避稅可獲得更多的稅後收入，這種行為本身的直接效應，一是納稅人收入增加，二是國家財政收入減少。這種直接效應聯絡起來就是收入再分配效應，即通過減少財政收入來增迦納稅人可支配收入，一增一減看起來得失相當，其實不然，由於避稅行為所產生的增加收入要扣除納稅人避稅成本，加上財政投入反避稅成本，真正的增加要比想象的少，而損失則比想象的多。因此一增一減不是簡單的收入分配，而是更為複雜的再分配效應，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失大於得。避稅行為整體效應是全社會福利減少，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

　　四避稅的價格效應

　　作為避稅者，一旦避稅成功，即可能獲得額外收入，稅收負擔愈輕。稅收負擔則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成本，為此，對同樣條件的納稅人來說，避稅成本更為“低廉”，由此產生價格效應。這種價格效應是避稅愈多，價格可愈低，競爭力愈強，市場佔有率也愈高。因此對避稅者來說，除了可獲得更多可支配收入，同時，還可以增加其市場競爭力，獲得類似於政府補貼的效果。從這個意義上看，避稅有其更強的內在動力。

　　五避稅的轉嫁效應和逃稅效應

　　避稅的動機與逃稅和轉嫁的動機基本上是一致的，都立足於減少稅收負擔，獲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由此派生出，一旦避稅不成功，自然想到逃稅和轉嫁。通過逃稅和轉嫁也可能減少稅負，這種情況稱之為避稅的逃稅效應和轉嫁效應。由避稅不成功派生出逃稅行為或轉嫁行為，實際操作過程中與直接逃稅和轉嫁很難區別，有的是同一過程。

　　六避稅的法律效應

　　避稅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鑽法律的空子”，因此納稅人很自然地要研究法律，在法律條款中尋求避稅途徑，這樣從另一方面刺激了稅法的立法機關，制定更為嚴格、科學的稅收法律，從而產生研究法律的社會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說，避稅的法律效應具有積極意義。
 

　　二、避稅客觀原因分析

　　任何事物的出現總是有其內在原因和外在刺激因素。就避稅而言，其內在動機可以從納稅人儘可能減輕納稅負擔的強烈慾望中得到根本性答案。就我國發生的避稅而言，其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一納稅人定義上的可變通性

　　任何一種稅都要對其特定納稅人給予法律上的界定。這種界定理論上包括的物件和實際包括的物件差別極大。這種差別的原因在於納稅人定義的變通性。正是這種變通性誘發了納稅人的避稅行為。特定的納稅人交納特定的稅收，如果能說明不使自己成為該稅的納稅人，那麼自然也就不必成為該稅的納稅人。如我國營業稅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提供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或銷售不動產的行為按其營業額徵收的一種稅。也就是說，凡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銷售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只要經營的收入額屬於國家稅法列舉的徵稅收入款就要按其營業額的金額和規定的稅率納稅。

       現在某企業從事某項銷售不動產業務，但該企業熟知納稅人是指營業稅法中列舉的徵稅收入款和產品，那麼，只要該企業能證明它的業務不屬於列舉範圍，它就不是營業稅的納稅人。這種不成為納稅人一般有三種情況：一是該企業確實轉變了經營內容，過去是營業稅的納稅義務人，由於經營內容的變更，成為非納稅人;二是內容和形式脫離，企業通過某種非法手法使其形式上證明了不屬於營業稅的納稅人，而實際上按經營內容仍應交納營業稅;三是該企業通過合法形式轉變了內容的形式，使企業無須交納營業稅。這三種情況下都是通過改變納稅人定義而成為非納稅人。其中第一種情況合情合理也合法。第二種情況雖然在情理之中，但由於手段非法屬於“不容忍避稅”，是反避稅打擊的目標。第三種情況有時屬於“不容忍避稅”，在打擊之列;有時是合法避稅，只能預設。

　　二課稅物件金額上的可調整性

　　稅額的計算關鍵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課稅物件金額，二是適用稅率。稅額就取決於金額的大小和稅率的高低。納稅人在既定稅率前提下，由課稅物件金額派生的計稅依據愈小，稅額也就愈少，納稅人稅負也就愈輕。為此，納稅人想方設法地調整課稅物件金額使其稅基變小。如企業按銷售收入交納產品營業稅時，納稅人儘可能使其銷售收入變小。由於銷售收入有可扣除調整的餘地，從而使有些納稅人在銷售收入內任意扣除不應扣除的專案。又如我國中間產品應納稅額的計算必須計算組成計稅價格，而組成計稅價格與成本成正比，因此企業可通過人為縮小成本，來縮小計稅價格，從而達到減少稅額的目的。

　　三稅率上的差別性

　　稅額的多少，一方面取決於課稅物件金額，另一方面取決於稅率，在課稅物件金額一定的前提下，稅率愈低稅額愈少。稅率正是徵納雙方納稅數額的焦點，稱為稅制構成要素的核心。稅率與稅額的密切相關性誘發納稅人儘可能避開高稅率。稅制中不同稅種有不同稅率，同一稅種不同稅項也有不同稅率，“一種一率”和“一目一率”上的差別性，為避稅提供了客觀條件。如我國目前產品稅中，甲級捲菸稅率60%，而丙級捲菸稅率為56%，通過將中級捲菸改為丙級捲菸納稅就可以少納稅款。又比如我國糧食酒稅率為50%，而薯類酒稅率為40%.若納稅人成功地將糧食酒轉為薯類酒，而又不影響經營則能避開高稅率，從而成功地避稅。

　　四起徵點誘發避稅

　　起徵點是指課稅物件金額最低徵收額。低於起徵點可免徵。由此派生出納稅人儘可能將自己課稅物件金額申報為起徵點以下。如筵席稅本意是通過徵收筵席稅抑制公款吃喝的目的，增加稅收收入，然而由於起徵點是300元，導致299元無須交稅，這樣，納稅人通過合法途徑來避稅十分方便，如果筵席稅規定凡公款吃喝一律徵收10%稅，則難以避稅，除非沒有證據。又比如，對有些個體戶每月銷售收入或服務收入，達不到規定的起徵點，可免於徵收營業稅和所得稅，但由於兩項收入額各有不同的起徵點，所以不能簡單地加以確定，而應通過換算來確定是否徵稅。如果同時有銷售收入和服務收入額，其中一項達到起徵點，則要對兩項計算稅額;如果兩項都在起徵點以下，則要按比例換算成一項，看是否達到起徵點。如果換成一項後達到了起徵點，則兩項都要徵稅。由此派生出納稅人儘可能通過合法形式使某一項或兩項合併後的收入額在起徵點以下，以便避稅。為此，反覆核實起徵點是徵稅中一大重點。

　　五各種減免稅是避稅的溫床

　　稅收中一般都有例外的減免照顧，以便扶持特殊的納稅人。然而，正是這些規定誘發眾多納稅人爭相取得這種優惠，千方百計使自己也符合減免條件。如新產品可以享受稅收減免，不是新產品可出具新產品證明或使其產品具有某種新產品特點來享受這種優惠。某企業將女用高跟鞋的跟提高到市場沒有過的高度，藉此證明是新產品，稅務局一旦承認是新產品則應給予此項優惠。又比如，傷殘人的福利企業可享受稅收減稅，某正常企業可掛福利企業招牌，僱用幾個傷殘人來看工廠的大門而享受此優惠。如此不勝列舉。

　　六五花八門的稅收優惠政策是誘發避稅的土壤

　　稅收優惠政策歸根結底是為了減輕納稅人負擔，使其在稅收政策的扶持下得到更快更好的發展，因此還要給其享受物件以嚴格的限制條件。而避稅的本質在於通過達到形式上的條件，合法享受內容上的優惠。針對國有大中型企業，我國制訂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如支援和鼓勵開發生產新產品，加速產品的更新換代，對列入國家計劃試製的產品，給予定期的減免增值稅優惠，這有利於新產品的試產和發展。這本是國家鼓勵廣大企事業單位開發高水平、高效能新產品，並促進其儘快形成商品化生產的重要措施，然而此項優惠措施卻成了某些企業合法避稅的途徑。

　　有些企業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合法享受優惠的條件。更有甚者，通過非法手段非法享受此項優惠，使國家稅收使大量流失。又比如，為了鼓勵我國產品出口，以不含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增強產品的競爭能力，按國際上普遍實行的慣例，我國對出口產品實行了“出口退稅”政策。然而此項政策也導致了部分企業通過不正當手段享受出口退稅，導致國家稅收的流失，甚至有些不法廠商夥同不法稅收人員通過非法手段騙取出口退稅款，導致國家財政蒙受重大損失。總之，各種稅收優惠只要一開口，就必然有漏洞可鑽，特別在執行不嚴的情況下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