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勵志小說

　　1915年，農曆乙卯年，民國四年，是個兔年。

　　這年的公曆2月14日，正是農曆正月初一。

　　在前一日的晚上，亦即除夕之夜，按說乃中國人一年中最是欣幸的日子，學者吳宓卻頗是悵悵。日記中，他記道除夕當夜“夜中夢境縈擾，轉側無寐，又苦寒不舒”，可見甚不能安枕。翌日初一，“市肆均關，均無所謂”，更是無聊。吳宓曾自謂“素多雜思，常覺心境煩惱”，當此歲末，平居無事，善感敏感的他自然特多冥想。

　　民國四年的中國，仍舊處在時代的新舊掙扎之中，吳宓顯然也敏銳地意識到了時局的複雜。年初二***2月15日***的日記裡，他指出中國的現狀是“新舊對峙，無從判決”，承認“時至今日，學說理解，非適合世界現勢，不足促國民之進步”，但“盡棄舊物，又失其國性之依憑”，因此可能的“唯一兩全調和之法”，即於“舊學說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實是”。並特為強調，果能達臻此道之人，“非能洞悉世界趨勢，與中國學術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為”。“舊學說另下新理解”，這是吳宓一百年前為中國學術發展指明的路，於今視之，我們不得不問一句，我們的舊學說還剩多少，我們的新理解又有幾分?

　　年光交替之際，每易回首前塵，素多雜思的吳宓更不例外。年初三的日記裡，他談及昔年曾與湯用彤談到自己“此心頗多思想，且以為患”，湯告其“稍長即無思想矣”。蓋兒時之所謂“思想”，實皆“幻想”，父執輩告其日後將“自非自悔”，待“識其無用”，而後乃“得成人之思想”。彼時二十出頭的吳宓自覺年來頗有進境，“思想大減”，不再恆多思慮，自得抑或自傷，主張“修身行道，當取積極主義，不宜故步自封”。隔十日的初十一，吳宓又與湯用彤談，自述他日“擬以印刷雜誌業，為入手之舉”，希冀以此“造成一是學說，發揮國有文明，溝通東西事理”，最終“鎔鑄風俗，改進道德，引導社會”。

　　較之吳宓的悵悵多思，旅美的胡適則瀟灑得多。據《胡適留學日記》載，1915年初美國限制兵備會欲得各大學學生之贊助，乃由《紐約晚郵報》記者設宴邀請東美各校之持非兵主義者於紐約之大學俱樂部參加限制軍備會晚餐並開會，與會代表來自康奈爾、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賓夕法尼亞、普林斯頓、紐約大學等七所大學，討論設立學校聯合抵制增兵問題。胡適即代表康奈爾大學赴會，遂成紐約之行。

　　饒是事務繁忙，胡適仍不忘佳人。13日晨抵達紐約後，他即電告韋蓮司。午間一時，胡適往訪韋蓮司，相談甚歡，且“是日天氣晴和，斜日未落，河濱一帶，為紐約無上風景”，二人遂循河濱漫步。晴日、靜水與佳人，令胡適“幾忘身在紐約塵囂中矣”。行一時許，復返至韋宅，兩人又“坐談至六時半始別”。

　　是夜，胡適至大學俱樂部商議，最後商定放棄軍國主義大學聯盟，該名即由胡適擬定，並推選哥大代表卡斯藤為會長。

　　胡適到底是胡適，春風得意中每能自警自惕。2月18日的日記裡，他為自己定下了三大紀律，即衛生、進德與勤學。要求自己每日七時起，每夜十一時必須就寢，晨起後須體操半小時;平日待人接物做到“表裡一致”、“言行一致”、“對己與接物一致”以及“今昔一致”;而讀書須堅持每日至少六小時，並以哲學為主，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等為輔，如此則“輕重自別”，告誡自己切勿“反客為主”，且須“隨手作記”。

　　這年春節，在京的魯迅過得蕭散清簡。初一日，他午前同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許壽裳、馬敘倫等往訪錢糧衚衕的章太炎寓所，至夜始歸。彼時章氏尚處於袁世凱的“幽禁”之中，雖有所謂“僕役之人”照應起居，實則皆為“監視”之特務。據說，特務中有一人乃京師警察廳副課長，每逢初一、十五，即照規矩向章氏行一跪三叩首之禮。發噱的是，當其行禮完畢，章氏特別要跟他講一段《大戴禮》，以示“有教無類”。誠不知這年的正月初一，是否也行禮如儀，施教如儀?

　　除了往返章太炎處，春節期間，魯迅大抵不是會友，即是買書。計購得《說文統系第一圖》拓本、《說文句讀》一部十四冊、《紉齋畫剩》一部、《毛詩稽古編》一部八冊、景宋王叔和《脈經》一部四本、袖珍本《陶淵明集》一部二本，並若干古錢。

　　與魯迅相比，周作人的乙卯新年雖也多是終日看書，但多少有點不那麼適意了，蓋其時有小恙。正月一日傍晚，他“腹痛良久”;二日上午服萆麻油一瓢;四日則覺“左眼角又微癢”，點藥，飲舍利鹽一包，均“未有效”;八日，又覺頭痛;十日，買麥液粉及保腎丸藥。

　　而曾為光緒、慈禧點“神主”，並任德宗實錄館總裁的榮慶，此時以遺老身份寓居天津。初一日，他至中華書館。初二日，則設家宴，自述“白魚肥美，紹酒清醇，亦足以怡”，足見其安樂之態。

　　比榮慶小一歲、時年五十六歲的鄭孝胥倒是忙得可以。初三日與黎元洪祕書楊雨廷談，與聶緝槼子聶雲臺談;初六日與孟庸生談黑龍江墾田事，見楊子勤、王一亭、吳倉碩、王叔庸等;初七日見持詩來訪的廣西人何諏，訪李萼樓;初八日與葉揆初談浙路押款事。凡此種種，會客不歇。針對日本該年向袁世凱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鄭孝胥亦深為時世所憂，在十三日日記中記道：“國亡矣!將來政黨與外人為敵，勢必日孤。袁世凱之命運將隨滿洲以俱盡。華人盡化為南洋華僑及上海買辦之性質。立國之思想殆如死灰之不復燃，燃則溺之而已。公等將何以救之?哀哉!”

　　國亡乎?國不亡乎?不論是素多雜思的吳宓，意氣飛揚的胡適，還是清簡樸質的周氏兄弟，乃至遺老如榮慶、鄭孝胥輩，其實皆為國家的未來而縈擾憂思。至於解救之法，胡適在2月21日致胡平信中給出了一己之解答，他寫道：“今日祖國百事待舉，須人人盡力始克有濟。位不在卑，祿不在薄，須對得住良心，對得住祖國而已矣。幼時在裡，觀族人祭祀，習聞贊禮者唱曰‘執事者各司其事’，此七字救過金丹也。”

　　“執事者各司其事”，似乎一百年後的我們還該繼續將此七字奉若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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