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成功的小故事

　　近代的成功故事，你知道多少呢?小編精心為大家蒐集整理了，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篇1：瞿秋白的風趣

　　20世紀20年代初，鄭振鐸在上海結婚，新娘為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之女高君箴。婚禮採用當時最為時髦的“文明結婚”儀式。按儀禮規定，結婚人的雙方家長，均須在結婚證書上加蓋私章，以昭信守。婚禮前日，鄭振鐸才想起他母親還沒有印章，於是去信請瞿秋白代刻一方應急。當天收到瞿秋白的回信，並無信箋，只一張“秋白篆刻潤格”，內言：“石章每字二元，一週取件。限日急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銅章另議。”鄭振鐸一見，以為這是瞿秋白事忙不能代刻的託辭，乃另請人急刻一方備用。次日上午，婚禮即將開始之際，有人送大紅喜包一件，上書：“振鐸先生君箴女士結婚誌喜，賀儀五十元。瞿秋白。”喜包內並無現金或禮券，乃是三方田石印章。一方是鄭老夫人的;其餘為新郎新娘各一方。鄭老夫人是單章稍大，新郎新娘的兩方合成一對，邊款分刻“長樂”二字，祝賀新人長樂永康，白頭偕老。鄭振鐸與高君箴皆為福建長樂縣人，取意雙關。三章均玲瓏雅緻，主人把玩欣賞之後，才悟出所書“賀儀五十元”之緣由。原來三章共刻12字，潤格應為24元;急件加倍，則為48元;邊款2元，故曰“賀儀五十元”。瞿秋白這一出人意料之趣舉，給鄭高二人之婚禮增添了特別的喜慶氣氛，一時傳為佳話。

　　篇2：吉鴻昌我是中國人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鴻昌將軍被蔣介石逼迫下野，到國外“考察實業”。船到美國，吉鴻昌就接二連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裡的頭等旅館不接待中國人，而對日本人卻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鴻昌要往國內郵寄衣物，郵局職員竟說不知道中國。陪同的人對吉鴻昌說：“你說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禮遇。”吉鴻昌當即怒斥：“你覺得當中國人丟臉，我覺得當中國人光榮!”為抗議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的歧視，維護民族尊嚴，他找來一塊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寫上：“我是中國人!”

　　1932年，吉鴻昌回國，率領抗日同盟軍，轉戰長城內外，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後不幸被敵人誘捕，就義前他寫下了正氣凜然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我是中國人”，一聲驚天霹靂，一身錚錚鐵骨，嚇退了多少人，驚醒了多少人。不以國弱而恥辱，不因國破而逃亡，這既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又維護了個人的尊嚴。

　　篇3：溥傑的擔當

　　1971年，退休教師舒成勳回到了北京香山正白旗39號的老宅居住，有一天，他愛人在收拾屋子的時候，意外發現牆壁裡層寫滿了字，是詩詞和對聯，舒成勳隱隱約約感覺到這些字和曹雪芹有關，據此推測房子很可能是曹雪芹故居。

　　有關部門得到這個訊息後非常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專門派紅學研究家吳世昌前往考察，吳世昌仔細、認真地考察了一番，最後給出的結論是：這個老屋和曹雪芹沒有關係。也就是說，排除了這個老屋是曹雪芹故居的可能性。吳世昌的這個結論，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但也有少數學者對此持不同觀點，認為“正白旗39號老屋是曹雪芹故居”的說法是成立的。

　　雖然爭議尚無最後結果，但在各方努力下，1984年，有關部門將正白旗39號老宅整修了一遍，準備掛上“曹雪芹故居”的牌子供人們參觀。有一個叫白明的工作人員，跟著名書法家愛新覺羅·溥傑很熟，大家就委託白明去找溥傑題字。白明找到溥傑說明了來意，溥傑便擺好了筆墨紙硯，開始寫。但他寫完了“曹雪芹”三個字後，卻不再寫了，坐到椅子上抽起了煙。

　　白明就問他：“二爺，您怎麼不寫了?”

　　溥傑若有所思地說：“歇會兒。”

　　過了一會兒，溥傑站起身來，把先前寫的“曹雪芹”三個字團了扔掉，重新鋪開紙，寫下了“曹雪芹紀念館”幾個字。白明一看跟溥傑說：“大家讓我來求的是‘曹雪芹故居’，這怎麼變成‘曹雪芹紀念館’了?二爺，我回去沒法和大家交代啊!”

　　但溥傑也不解釋，白明只好拿著“曹雪芹紀念館”幾個字回去覆命，果如所料，有幾個人一看“曹雪芹紀念館”的字樣，就不幹了，說“故居”和“紀念館”意義相差太大了!白明感覺自己沒完成任務，就再次去找溥傑，想讓他重寫一份，但溥傑沒有再重寫，他解釋道：“我不是紅學家，我沒有權力寫‘故居’，請體諒我這份擔當!”

　　其實，在這件事上，溥傑的任務就是把字寫好，寫得美觀、漂亮一些，就完成任務了。至於那所老屋是不是曹雪芹故居，和他沒有半點關係，他既沒有考察的義務，也不必負失察的責任，你讓我怎麼寫我就怎麼寫，至於事情的真偽，我不必去操那個心。可是，溥傑在這件事上卻沒有把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堅持實事求是，不瞎寫、亂寫。這是對文化的一種敬畏，是一種可貴的擔當，是一種對歷史高度負責任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