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翻譯中的中西文化差異
General 更新 2024年04月28日
摘要:本文探討了在詩歌翻譯中有關文化差異的問題,並從歷史文化和物質方面的不同進行了舉例分析。
關鍵詞:中西文化差異 詩歌翻譯 語碼
在當今的社會中,翻譯已不僅是一種語言符號的簡單轉換,而是一種跨語際的行為。隨著全球經濟、政治和科技的一體化,文化在各國交流中變得很重要。各個國家文化的交流和滲透都與翻譯有很大的關係。而在詩歌翻譯中,文化更是翻譯詩歌時的一個重要元素。詩歌是高度凝鍊的語言,形象地表達作者豐富的思想和感情,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並有一定的節奏韻律。它要求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會生活,飽含著作者豐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語言精煉而形象性強。
文化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任何人類社會都離不開文化,文化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語言只是構成文化系統的要素之一。在詩歌翻譯中,文化應該成為翻譯中首要考慮的要素。忽略了文化因素的譯作就成為沒血沒肉的、只是詞彙和句子堆積起來的軀殼,是沒有靈魂的作品。翻譯家兼詩人的朱湘,時逢我國五四時期,翻譯英詩直譯與意譯並用,十分注重音韻和節奏,他的翻譯不僅僅注重協韻,並且在原文的基礎上加入了自己對於詩歌的獨特見解,並在一定程度注重並加入了該作者國家的文化情調,是一種造詣很高的個性化翻譯。
首先,從歷史文化方面。歷史文化指由特定的社會發展過程和社會遺產的沉澱所形成的文化。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是不同的,因此其在歷史的變更中所沉澱的文化底蘊也是有差距的。而詩歌正是文化的一種體現。詩歌是歷史文化中的瑰寶,它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和鮮明的文化個性,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資訊,最能體現不同歷史文化的特點。要對這些詩歌進行恰當的翻譯,就必須瞭解它們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並運用恰當的翻譯方法,否則就不可能很好地體現和傳遞詩歌的涵義。
毛澤東《七律·送瘟神》詩詞中有兩句詩:“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原詩的“神州”即中國,“舜堯”“堯舜”的倒置是中國歷史傳說中的兩位賢明帝王,為人民所愛戴,此處喻聖賢之人,這是譯入語讀者不易覺察的。對於中國人來說比較容易懂,但對於英美讀者來說,若採取音譯,會使他們莫明其妙。如直譯作the Divine Continent以及Shun and Yao,會使他們不得要領,因此必須增譯註釋。而古柏英譯的Six hundred million we我們六億人民以第一人稱表現出巨集大的氣勢;Sage-Kings賢明之主同樣簡單明瞭,直指其意,符合原文精神。請看亞瑟·古柏精彩譯筆:“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Six hundred million we,/shall all be Sage-kings!”這樣的翻譯既簡單明瞭,音韻鏗鏘,又達到了傳神的效果。這是一種具有自覺的跨文化意識的超越翻譯的方法。
其次,從物質文化方面。各民族生活習慣不同,文化各異,由此而引起的聯想也不同。同一種東西,在一種文化中存在,在另外一種文化中可能就不存在。同樣的東西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的聯想也是不盡相同的。在中國,明月使人產生思鄉之情。唐朝詩人李白千古名句《靜夜思》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Giles譯為:
NIGHT THOUGHTS
I wake,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ur - 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d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and thoughts of home arise.
中國文化中月光的象徵意義很難為英、美人理解。但隨著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月亮在中國文化中的意象將逐漸為英、美人所接受。
翻譯中文化內涵的處理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詩歌的翻譯更是難上加難。王佐良先生曾指出:“譯者處理的是個別的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的文化人。”翻譯是兩種語言轉換,作為交流工具的語言是文化載體。作為一名優秀的翻譯者,應該瞭解自己及對方兩種文化,這樣才能更好地將一種文化沉澱轉換成另一種文化的精華,才能夠正確傳達作者的意思,也能使本國的作者有著更進一步的理解。翻譯者作為文化傳播者,應盡力加強和增進不同文化在讀者心中的可理解性,儘量縮短兩種語言文化間的距離,消除由於缺乏理解甚至誤解而造成的障礙,真正讓譯文成為傳播文化的一種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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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的社會中,翻譯已不僅是一種語言符號的簡單轉換,而是一種跨語際的行為。隨著全球經濟、政治和科技的一體化,文化在各國交流中變得很重要。各個國家文化的交流和滲透都與翻譯有很大的關係。而在詩歌翻譯中,文化更是翻譯詩歌時的一個重要元素。詩歌是高度凝鍊的語言,形象地表達作者豐富的思想和感情,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並有一定的節奏韻律。它要求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會生活,飽含著作者豐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語言精煉而形象性強。
文化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任何人類社會都離不開文化,文化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語言只是構成文化系統的要素之一。在詩歌翻譯中,文化應該成為翻譯中首要考慮的要素。忽略了文化因素的譯作就成為沒血沒肉的、只是詞彙和句子堆積起來的軀殼,是沒有靈魂的作品。翻譯家兼詩人的朱湘,時逢我國五四時期,翻譯英詩直譯與意譯並用,十分注重音韻和節奏,他的翻譯不僅僅注重協韻,並且在原文的基礎上加入了自己對於詩歌的獨特見解,並在一定程度注重並加入了該作者國家的文化情調,是一種造詣很高的個性化翻譯。
首先,從歷史文化方面。歷史文化指由特定的社會發展過程和社會遺產的沉澱所形成的文化。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是不同的,因此其在歷史的變更中所沉澱的文化底蘊也是有差距的。而詩歌正是文化的一種體現。詩歌是歷史文化中的瑰寶,它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和鮮明的文化個性,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資訊,最能體現不同歷史文化的特點。要對這些詩歌進行恰當的翻譯,就必須瞭解它們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並運用恰當的翻譯方法,否則就不可能很好地體現和傳遞詩歌的涵義。
毛澤東《七律·送瘟神》詩詞中有兩句詩:“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原詩的“神州”即中國,“舜堯”“堯舜”的倒置是中國歷史傳說中的兩位賢明帝王,為人民所愛戴,此處喻聖賢之人,這是譯入語讀者不易覺察的。對於中國人來說比較容易懂,但對於英美讀者來說,若採取音譯,會使他們莫明其妙。如直譯作the Divine Continent以及Shun and Yao,會使他們不得要領,因此必須增譯註釋。而古柏英譯的Six hundred million we我們六億人民以第一人稱表現出巨集大的氣勢;Sage-Kings賢明之主同樣簡單明瞭,直指其意,符合原文精神。請看亞瑟·古柏精彩譯筆:“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Six hundred million we,/shall all be Sage-kings!”這樣的翻譯既簡單明瞭,音韻鏗鏘,又達到了傳神的效果。這是一種具有自覺的跨文化意識的超越翻譯的方法。
其次,從物質文化方面。各民族生活習慣不同,文化各異,由此而引起的聯想也不同。同一種東西,在一種文化中存在,在另外一種文化中可能就不存在。同樣的東西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的聯想也是不盡相同的。在中國,明月使人產生思鄉之情。唐朝詩人李白千古名句《靜夜思》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Giles譯為:
NIGHT THOUGHTS
I wake,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ur - 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d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and thoughts of home arise.
中國文化中月光的象徵意義很難為英、美人理解。但隨著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月亮在中國文化中的意象將逐漸為英、美人所接受。
翻譯中文化內涵的處理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詩歌的翻譯更是難上加難。王佐良先生曾指出:“譯者處理的是個別的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的文化人。”翻譯是兩種語言轉換,作為交流工具的語言是文化載體。作為一名優秀的翻譯者,應該瞭解自己及對方兩種文化,這樣才能更好地將一種文化沉澱轉換成另一種文化的精華,才能夠正確傳達作者的意思,也能使本國的作者有著更進一步的理解。翻譯者作為文化傳播者,應盡力加強和增進不同文化在讀者心中的可理解性,儘量縮短兩種語言文化間的距離,消除由於缺乏理解甚至誤解而造成的障礙,真正讓譯文成為傳播文化的一種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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