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政治論文

　　在美國政治制度中,政黨和選民有著緊密的聯絡:在政黨行為的背後,是選民的態度;而選民的態度是其經濟狀態的反映,造成兩黨政治對立的是選民在經濟上的兩極分化。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略論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國對華政策

　　60年代中期，美國對華政策開始醞釀重大的調整。這一時期中美兩國的尖銳對抗和在越南戰場進行的間接戰爭，無疑推遲了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程序，但同時也為美國政府根本改變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觀條件。迄今為止，國內的有關研究主要著重於兩個方面。一類研究著重於分析這一時期美國對華輿論的變化，研究成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1]另一類研究則是勾勒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可能是因為受到論著體例和篇幅的限制，這類研究成果與前者相比，其論述可以說是比較粗略的。[2]本文的目的是在綜合上述兩類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針對一些關鍵性問題做進一步地探討，以期揭示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在矛盾及其後來轉變的必然性。

　　一肯尼迪上臺前後有關對華政策的討論。

　　從50年代末開始，美國社會中開始出現了一種要求改變美國僵硬的對華政策的動向。這是由兩個因素引起的。其一是1958年的臺灣海峽危機給美國對話政策造成了衝擊，它使美國朝野擔心因臺灣問題而導致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戰爭。[3]其二是美國政界一些人認為，有必要根據變化的世界形勢，重新審議美國的外交政策。作為這種動向的比較典型的反映是1959年出臺的《美國對亞洲的外交政策——美國康侖公司研究報告》，後來被簡稱為《康侖報告》。

　　1958年春季，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該委員會主席威廉·富布賴特William J. Fulbright的主持下，就美國對東亞、南亞、非洲、歐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策，舉行了一系列聽證會，目的是對美國的對外政策進行一次系統的檢查。5月間，參院外交委員會根據聽證會的情況及其效果，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小組委員會，討論全面研究美國對外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該小組經研究認為，進行有關的研究既有必要又切實可行。7月15日外交委員會投票通過決議，要求參議院授權進行有關的研究。31日參議院通過決議，授權外交委員會“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並撥款30萬美元予以資助。《康侖報告》即是這項研究的產物之一。

　　《康侖報告》出臺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報告突出了中國的重要性。該報告雖然分為南亞、遠東和東南亞兩個部分，但是綜觀全文，不論哪一部分都包含著對中國的嚴重關注。正如報告所指出的：“共產黨中國是美國在亞洲面臨的最複雜和最嚴重的問題”，“對我們將來在亞洲和世界的地位來說，沒有再比美國對華政策的決定更起決定性的作用了”。報告還指出，美國應該確認兩個基本事實，其一是中國的政權是穩固的，而不是像當時許多美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暫時的現象”。報告稱“大部分跡象表明，現政府是近代中國曆來最堅強、最團結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國作戰，中國共產黨政府長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迅速增長，“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紀後期作為一個主要世界強國而出現”。所以報告提出，美國的對華政策“不管具體形式怎樣”，都應該根據上述“假設來實施”。[4]

　　其次是《康侖報告》實際上已經成為後來美國朝野人士考慮對華政策的重要參考。在後來一段時間裡，美國各方人士曾經多次提出改變對華政策的設想和建議，但是他們都沒有超出《康侖報告》設計的框架。此外，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參與策劃這一專案的人包括了很有影響的民主黨參議員，如富布賴特和後來擔任總統的肯尼迪John F.Kennedy。報告的撰寫人包括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斯卡拉賓諾Robert A.Scalapino等。這些人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有著重大的或獨特的影響，所以報告所包含的一些重要想法必然會被傳播並保留。

　　根據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計劃，《康侖報告》出臺後準備繼續就對華政策問題舉行聽證會，以便就對華政策展開討論。不過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顯然不存在重新考慮對華政策的任何條件，加之1958年的臺灣海峽危機結束不久，美國內對中國的敵意相當強烈，所以國務院決定不派人蔘加聽證會。11月間《紐約時報》登載了《康侖報告》的內容，結果引起臺灣方面的強烈反應。最後由美國國務卿赫脫Christian A.Herter親自出面發表宣告，並且國務院還專門出版了有關臺灣問題的小冊子，表示美國確實“無意改變現行政策”，這才將事態平息下去。[5]

　　在1960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對華政策成為民主黨和共和黨辯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從兩黨爭論的情況看，雙方均無意對美國的對華政策作重大的改變。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黨方面為了競選政治的需要，試圖在對華政策方面作些文章。不過他們的觀點差不多就是《康侖報告》的設想。

　　4月間，美國的《外交季刊》發表了民主黨的政策委員會主席、曾經當選參議員、後來在肯尼迪政府中擔任副國務卿的切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els的長篇文章《重新考慮中國問題》。鮑爾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國應根據中國的現實和美國的利益制定對華政策。目前的中國政權已經“穩固”，而且實力日增。美國在處理有關地區性的事務如東南亞問題和全球性事務如裁軍問題時，如沒有中國參與，其成效值得懷疑。至於如何解決中美之間的臺灣問題，鮑爾斯提出了所謂的“中臺國China-Formosa Nation方案”，其內容包括臺灣當局從金門、馬祖撤軍，大陸沿海島嶼中立化以及臺灣成立獨立的“中臺國”。[6]

　　鮑爾斯的文章很可能反映了民主黨方面在對華政策上的主流意見。在總統競選進入白熱化的階段，民主黨候選人肯尼迪指責共和黨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分不清輕重緩急。他一方面繼續指責中國推行“敵視”美國和“好戰”的對策，同時也公開表示，希望同中國“建立和平的關係”，並稱民主黨希望同中國“和平相處是正確的”。[7]他在10月7日和13日的電視辯論中提出，美國應該只保衛臺灣，放棄金門、馬祖和其他一些大陸沿海島嶼。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松則批評肯尼迪是在中國的“訛詐面前屈膝投降”，而他本人決不會把任何地方的“一寸土地讓給共產黨”。[8]肯尼迪抨擊共和黨的對華政策並不完全是競選時期的靈機一動，除了他的競選班子的建議外，他本人在1957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批評過美國的對華政策過於僵硬和傾向使用武力。[9]

　　不過就如同美國選舉政治通常表現出來的一樣，肯尼迪和他的政策班子在競選時期就對華政策發表的言論並沒有在贏得大選後付諸行動。根據尼克松的回憶，肯尼迪在競選期間便通過助手向他表示過，不希望在涉及對華政策的問題上過多糾纏。[10]肯尼迪這樣做很可能是因為意識到，在美國國內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在總統競選中過多地強調改變對華政策是不智之舉。

　　肯尼迪當選總統後多少表現出調整對華政策的意願。他在1961年2月1日主持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次會議上，曾經討論過是否可以略微放寬對中國的貿易禁運，允許西方盟國的船隻為中國承運糧食。肯尼迪在會議上要求國務院進一步研究可行的辦法。[11]在華沙的中美大使會談中，美方也曾經提出交換記者和以優惠條件向中國出售糧食等建議。[12]考慮到當時中國國民經濟正面臨嚴重困難，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在國際上大量採購糧食等情況，肯尼迪政府的上述想法還是有一定的象徵性的。

　　不過肯尼迪的這些政策“微調”很快便不了了之了，其原因主要是包括肯尼迪在內的參與處理中美關係的人物們，基本上沒有理解中美關係的癥結，以及中國政府當時的基本立場和態度。他們一直企圖繞過臺灣問題，通過一些“微調”先緩和中美之間的氣氛。問題恰恰在於，即使像鮑爾斯那樣曾經試圖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人物提出的辦法，當時根本不可能為中國領導人所接受，而且只會增加他們的懷疑和敵意。

　　這一時期中國領導人顯然也在考慮和試探緩和雙方關係的可能性。195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等人時曾表示，他希望“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阻礙他的是共和黨政府的三位領導人：艾森豪威爾、尼克松和杜勒斯。[13]

　　1960年美國總統選舉進入高潮時，周恩來於8月30日會見了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周恩來指出，美國方面企圖繞過臺灣問題來緩和中美關係是行不通的，至於所謂的“中臺國”則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軍撤出臺灣的問題上，周恩來提出了比以往靈活的建議，即美國首先必須同意從臺灣撤出其軍事力量，至於美軍何時和如何撤出臺灣的具體步驟，可以隨後討論。[14]10月18日，周恩來再次會見斯諾，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在裁軍、中國的聯合國席位、核試驗和臺灣等等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周恩來在談話中表現出對民主黨在對華政策上的觀點了如指掌，而且此前他在旅途中還向斯諾詳細介紹有關中蘇分歧的情況。由此觀之，至少可以肯定周恩來對談話是有所準備的。[15]四天以後，即10月22日，毛澤東同斯諾討論了肯尼迪與尼克松的電視辯論的有關內容。毛澤東集中闡述了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立場和政策，指出中國會把金門和馬祖留在蔣介石手裡，中國“要的是整個臺灣地區”，不過中國會承擔維護和平的責任，不主動向美國開戰，並“要談判解決”臺灣問題，“不要武力解決”。[16]

　　中國領導人會見像斯諾這樣的美國記者從來都是有的放矢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花如此之多的時間與斯諾討論中美關係，很可能是在為與美國的新領導人打交道進行試探和準備。[17]

　　肯尼迪當選總統後不久，王炳南在大使級會談中向美國方面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關係的進展方面有所建樹”。他的表態肯定是得到中國領導人允許的。[18]陳毅在1961年4月訪問雅加達期間，在回答《紐約時報》記者關於中美關係的提問時，一方面指出肯尼迪政府的對華政策“和艾森豪威爾政府在基本上並沒有什麼變化”，同時也說明在改善中美關係的問題上“要看美國的新總統能否採取主動”，“美國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點貢獻”。[19]

　　目前已經公佈的歷史文獻尚不足以清晰全面地揭示這一時期中國對美政策的全貌。不過上述跡象已經表明，在美國政局發生重大變動期間，中國領導人的確在進行密切的觀察和謹慎的試探。

　　毛澤東關於不會進攻金門、馬祖的談話其實也是講給蔣介石聽的。在美國總統選舉期間，臺灣當局對有關對華政策的辯論表現出極度的敏感。10月11日，蔣介石會見美國記者莫爾文Davis Mervin時強硬地表示，臺灣當局即使“戰至最後一人”、即使沒有美國的支援而“必須單獨作戰”，也決不放棄金門馬祖。[20]三天後，臺灣“外交部”發表宣告，指名道姓地斥責肯尼迪“不負責任”、“大慷他人之慨”、“隨便處置”他國的領土等等。宣告還信誓旦旦地宣佈：“不會放棄……一平方英寸領土”，而且不需要美國協防金門、馬祖。[21]10月29日至11月2日，蔣介石親自前往金門、馬祖視察，並在金門題字“經營戰場”、“培養戰力”。此後不久，臺灣當局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參演部隊達14萬人，包括坦克、裝甲運兵車等7000輛各類軍車。

　　毫無疑問，毛澤東公開宣告不使用武力攻佔金門、馬祖，是對蔣介石堅守金馬的最有力的支援和鼓勵，也是臺灣當局敢於保證不在金門、馬祖的防衛問題上拖美國下水的重要原因。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反對美國“兩個中國”政策上的隔海配合的確是相當默契的。

　　由於臺灣海峽兩岸的領導人都堅持“一箇中國”的立場，美國朝野一些人企圖用“兩個中國”的方案作為改變對華政策的出路，一開始便走不通了。當然，除了臺灣海峽兩岸反對“兩個中國”的計劃，肯尼迪政府在美國國內也面臨著巨大的反對力量，特別是在美國國會中，親臺灣的勢力不斷通過各種各樣的決議，以便反對和挫敗任何有可能削弱美臺關係的行動。肯尼迪是以微弱多數票戰勝共和黨候選人的，剛入主白宮時政治地位尚不穩固，還不敢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冒險。另外在他看來，新政府在內政和外交領域，都面臨著遠比對華關係更為重要的問題，因此他私下表示，不希望在改變對華政策這樣敏感和困難的問題上，招致公眾輿論的過分關注。[22]

　　肯尼迪不打算調整對華政策的意圖很快便在美國領導人的言行中反映出來。4月12日，肯尼迪就任總統後首次就對華政策發表公開講話。他聲稱美國將繼續履行對臺灣當局的政治和安全“承諾”，反對在目前的形勢下允許“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支援臺灣當局保留其在聯合國的位置。[23]5月3日，美國會參議院兩黨領袖共同提出一項提案，支援肯尼迪關於繼續履行對臺灣承諾的宣告。[24]5月14日，美國副總統約翰遜Lyndon B.Johnson訪問臺灣，進一步表明美國無意改變對華政策的立場。

　　9月21日，聯合國大會指導委員會通過表決，同意將中國代表權問題列入聯大討論的議程。以此為標誌，美國多年來用擱置討論的辦法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的企圖已經失敗。面對這種局面，肯尼迪政府的方針是儘可能地推遲中國現在就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在肯尼迪政府的高層會議上，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曾經主張，用聯合國同時給予“兩個中國政府”席位的辦法，保住臺灣當局的席位，同時也讓中國進入聯合國，而肯尼迪考慮的是至少要將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的時間拖到美國的中期選舉以後。他告訴史蒂文森，“如果紅色中國在我們來到首都的第一年期間進入聯合國……，他們就會把我們兩人都弄得筋疲力盡”。[25]

　　10月19日，肯尼迪發表特別宣告，聲稱“美國堅決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或聯合國的任何機構”。[26]史蒂文森也在聯合國大會拼命鼓譟，於12月1日提出了所謂“重要問題案”，即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取代臺灣當局的位置，必須要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國家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27]12月15日，聯合國大會以61票對34票、7票棄權，表決通過了美國牽頭的“五國提案”，將中國進入聯合國列為“重要問題案”，從而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設定了新的障礙。

　　中國政府對美國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進行了嚴厲的譴責，《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文章，抨擊肯尼迪政府是在搞“反華新陰謀”。[28]至此可以說在肯尼迪任內，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的可能性已經完全消失了。

　　二，陷入絕境的對華政策。

　　國內新的研究成果認為，肯尼迪有意在他的第二任期如果他能競選連任的話重新審議對華政策，其根據是肯尼迪在遇刺前不久，曾經在1963年11月14 日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當紅色中國人表示其願意同美國及其鄰國和平相處時，那麼很明顯，美國就將重新審議自己的政策。我們並不墨守對紅色中國的敵視政策”。肯尼迪遇刺後不久，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Roger Hillsman於12月13日發表了經肯尼迪審閱過的長篇講話，其中首次提出要對中國採取“不把門關起來”的政策。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美國“對未來中國可能發生的變化敞開大門，對那裡出現的能夠促進我國利益、服務於自由世界和有益於中國人民的變化，不把門關起來”。[29]由於肯尼迪被刺身亡，人們無法證實上述觀點的可靠性。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這時的美國對華政策確實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且約翰遜政府也未能採取、確切地說是根本沒有能設想出任何切實可行的步驟來解決問題。

　　從肯尼迪到約翰遜兩屆美國政府在處理對華關係方面，都面臨著即中蘇分裂、中國發展核武器和越南戰爭等三個關鍵性的問題。

　　1，關於中蘇分裂問題。

　　從中蘇結盟之日起，美國政府便一直試圖使用各種手段，離間和分化中蘇關係。肯尼迪上臺後，面對漸行漸遠的中蘇關係，在繼續奉行促使中蘇分裂政策的同時，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如何利用中蘇分裂。

　　肯尼迪上臺後不久，即下令對中蘇關係進行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因為喬治·凱南George F.Kennan在競選期間曾經在中蘇關係問題上寫信向肯尼迪進言，肯尼迪於是請他再度出山，主持有關中蘇的研究專案。凱南在1960年8月17日給肯尼迪的信中聲稱：在最近的將來，對美國而言“沒有比保持中蘇之間在觀點和政策上的分歧更重要的了”。[30]到1961年底，該專案由國務院政策設計室完成了初稿，全文長達77頁，題為《中蘇分歧與美國的政策》。報告的主要觀點是，社會主義陣營正在分裂，中蘇分歧表面是意識形態之爭，實際上是雙方的“國家利益”的衝突，因此也是難以彌和的。從長遠的角度看，中蘇分歧符合美國的利益，但從近期看美國未必會立即獲益。因為中蘇仍然都將美國視為敵人，而且由於中國的“好戰”，美國在東南亞將面臨更嚴重的挑戰。[31]

　　1962年1月2日，國務卿臘斯克首次主持召開了專門討論中蘇分裂的國務院政策計劃會議，會議討論的依據便是上述凱南主持完成的報告。與會者認為，中蘇分裂具有“前所未有”的歷史意義，但由於缺乏有關的情報，美國難以對其發展及其影響作出判斷和反應。臘斯克在會議上決定，有必要動員朝野力量，進一步收集情報並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資深外交官、蘇聯問題專家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在討論中聲稱，蘇聯與中國的分歧就像是“孟什維克”與“布林什維克”的分歧一樣，中國比蘇聯更激進，美國可以支援鐵托，但不能支援中國那類的“左派”。[32]波倫的觀點在美國政府中有相當大的代表性。

　　根據此次會議的建議和安排，美國政府的有關機構、美國的思想庫、甚至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有關機構，均對中蘇分裂的情況展開研究。綜合起來看，美國各有關方面主要關心的問題包括中蘇分裂的程度、性質、未來的發展、以及中蘇分裂對兩國對西方的政策的影響等。隨著中蘇分裂的日益加劇，到1963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斷定，中蘇分裂已經不可挽回了，而且對中蘇未來的衝突可能達到的程度有些預測，如估計中蘇有可能發生邊界軍事衝突等等。[33]實際上從60年代中期中蘇發生邊界糾紛後，約翰遜政府已經多少獲得了一些有關情況的報告。

　　關於中蘇分歧的性質，美國政府居主流的看法是，雖然中蘇的分歧是圍繞意識形態展開的，但其深層原因的確相當複雜。兩國的國家利益和對外政策的目標互不相容，歷史上中俄兩個民族的矛盾的影響，中蘇結盟後雙方在軍事和經濟問題上的分歧等等因素，都是導致中蘇分裂和矛盾升級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為造成中蘇分歧的原因如此複雜，所以從根本上看雙方的分歧是不可調和的。[34]

　　至於中蘇分裂對兩國對西方的政策的影響，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蘇聯和中國都對美國和西方國家保持敵對的態度，這一點並沒有因為它們之間的爭論而發生根本變化。不過相比較而言，中國更為“激進”和“好戰”。1962年以來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導彈危機、中印邊界衝突和中國支援越南的民族革命戰爭等等，均強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敵視中國的情緒，使美國的決策者深信，中國是對美國更直接和更危險的威脅。[35]美國輿論界也危言聳聽地散佈所謂“中國是主要威脅”的言論。

　　根據1962年底檢討美國對華政策的結果，肯尼迪政府認為，只有使中國“軟弱、孤立”，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美國必須繼續在政治、軍事和經濟等各個領域保持對中國的壓力。[36]在這種方針指導下，一旦斷定中蘇同盟不復存在，肯尼迪政府首先採取的策略就是利用蘇聯與中國的分歧，向中國施加壓力，對中國採取更加敵視的政策，而約翰遜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則基本是蕭規曹隨的。

　　2，關於中國發展核武器問題。

　　在肯尼迪上臺以前，美國政府便在跟蹤瞭解中國的核武器發展計劃。根據美國情報部門在1960年的估計，中國將在1961年晚些時候建成核反應堆，在1962年生產出可用於核裂變的鈾。從1961年起，美國開始利用臺灣作為U-2型偵察機的基地，對中國進行間諜活動，其深入地點達到蘭州和包頭。這些偵察飛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中國核武器研製的進展。[37]與此同時，由於衛星攝像技術的發展，美國可以通過衛星獲得有關的照片資料。1961年12月，美國通過衛星拍攝，得到了第一張中國羅布泊核實驗場的照片。1963年3月和6月，美國情報部門通過衛星照片分析認為，中國核原料工廠坐落在蘭州。有關照片還提供了一些發電廠與蘭州工廠之間的輸電線路。美國情報機構對中國何時會爆炸第一顆核裝置作出了種種估計，其中一種相對接近後來實際情況的估計是，中國將在1964年晚些時候或1965年進行第一次核試驗。[38]

　　隨著情報部門提供越來越多的有關中國核武器發展的資料，美國政府中的文武官員們越來越感到緊張。他們認為，中國掌握核武器將是對美國安全的非常嚴重的威脅。首先是中國掌握核武器，將對美國和亞太美軍的安全構成直接的威脅;其次，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和一些非共產黨國家的安全也會受到更嚴重的威脅，其中一些國家有可能在中國的壓力下疏遠美國，接近中國;第三，一些亞太國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有可能因為恐懼而發展自己的核武器;第四，中國的對外政策有可能變得更加咄咄逼人。總之美國無論如何也要阻止中國成為核國家。[39]肯尼迪本人更是堅決地表示他“無法忍受”中國掌握核武器，美國必須在阻止中國成為核國家的問題上“有所作為”。[40]

　　肯尼迪的智囊們曾經企圖利用美蘇首腦會晤，爭取蘇聯與美國合作，共同阻止中國研製核武器。但是肯尼迪與赫魯曉夫的維也納會晤證明，肯尼迪政府至少也是時機沒有選對。赫魯曉夫當時雖然有意與美國一起搞點兒緩和，但並不想走得太遠。會談中肯尼迪一再建議赫魯曉夫應該反對中國的好戰政策，包括在核禁試問題上與美國相互配合，結果都被赫魯曉夫一一駁回。[41]美蘇首腦會晤後，肯尼迪曾經相當悲觀地表示，一旦中國掌握了核武器，它就會控制整個東南亞。

　　1962年夏季，美國政府試圖加快與蘇聯談判達成核禁試條約的步伐。引起美國對核禁試的態度變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美蘇在核領域競賽的狀況。1961年8月30日，蘇聯恢復了大氣層核試驗。1962年1月美英蘇在日內瓦的三邊會談失敗，美國隨後於4月25日開始進行大氣層核試驗。美蘇競相恢復大氣層核試驗引起國際輿論的強烈反應，肯尼迪政府不能不有所顧忌，加之美國在核技術方面領先於蘇聯，所以肯尼迪政府也企圖利用核禁試談判來約束蘇聯。

　　不過當時對肯尼迪政府來說，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對中國發展核武器的擔心。在夏季肯尼迪主持召開的一系列與武器控制和國家安全有關的高層會議上，美國決策者及其助手們普遍表現出對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將擁有核武器的嚴重關切和沮喪。與會者認為，美國有必要在防止核武器擴散的問題上與蘇聯合作。[42]

　　直到10月發生古巴導彈危機以後，美國政府的努力才開始從蘇聯得到迴應。蘇聯政府當時建議，美蘇簽署的應該是一項全面停止核試驗的條約。1963年1月在討論核禁試條約的會議上，肯尼迪明確地表示，他在核禁試問題上的重要考慮之一是如何防止中國擁有和使用核武器。如果一項核禁試條約有助於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就值得美國認真予以考慮，儘管那是蘇聯提出的也無關巨集旨。[43]

　　根據肯尼迪的決定，美國政府對談判採取了積極的態度。2月12日日內瓦三邊談判復會。5月下旬，美蘇簽訂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備忘錄。6月8日，赫魯曉夫致函肯尼迪，宣佈同意美英派特使到莫斯科談判。兩天後，肯尼迪便以一次熱情洋溢的公開講話給予了迴應。7月14日，美國特使哈里曼Averell W. Harriman率領的談判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並受到蘇聯政府的熱烈歡迎。肯尼迪在第二天給哈里曼的指示中，再次透露了他對急於與蘇聯達成協議的動機。他聲稱即使少量的核武器掌握在中國領導人手中，對“我們大家都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哈里曼還應在私下與蘇聯領導人討論中國發展核武器的嚴重性。[44]顯然，拉攏蘇聯以阻止中國掌握核武器，至少也是肯尼迪政府急於同蘇聯達成協議的主要原因之一。

　　7月25日，美英蘇三國代表在莫斯科草簽了《禁止在大氣層、外空與水下核武器試驗條約》，其主要內容就是兩條：一是簽約國不進行條約禁止的核試驗;二是不縱容其他國家進行核試驗。8月5日美英蘇代表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正式簽約儀式，10月10日互換文字，條約正式生效。從美國對華政策的角度看，該條約其實是美國在核武器問題上向中國施加政治壓力和在國際上孤立中國的手段。[45]實際上美國在條約簽定以前已經估計到，蘇聯對中國核政策的影響力微乎其微，儘管肯尼迪仍然幻想蘇聯也許能說服中國也簽署該條約。蘇聯與美國合作與其說是準備承擔義務，說服中國放棄研製核武器的計劃，不如說是因為恐懼而與美國合謀向中國施加壓力。

　　美國領導人在爭取蘇聯合作迫使中國放棄研製核武器計劃的同時，也在考慮使用武力打擊中國的核設施。6月24日，肯尼迪在訪問波恩期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針對中國研製核武器問題稱，美國將說服其他國家不要“抓起棘手的核問題”，否則得到的將是“與核擴散相伴而來的虛假安全”。[46]

　　在為哈里曼赴莫斯科談判做準備的過程中，瞭解蘇聯是否會與美國合作對付中國的核武器計劃，成了美國決策圈子的重要話題。肯尼迪在哈里曼啟程前授權後者，在探討美蘇就對付中國達成諒解的可能性方面，他“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47]哈里曼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便接到肯尼迪的一項更為露骨的指示，要求他“盡力查明赫魯曉夫對限制或阻止中共核計劃的看法，以及他願意由蘇聯採取行動，還是願意接受美國的行動”。[48]根據哈里曼的報告，赫魯曉夫對美國的試探興趣不大。他認為，在法國也沒有簽署核禁試條約的情況下，單獨將中國挑出來作為威脅是難以接受的，而且一旦中國有了核武器，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大喊大叫”了。[49]蘇聯領導人很可能認為，與美國共同簽署核禁試條約，已經是向中國施加了足夠的壓力，因此沒有必要再為過分的行動付出政治代價。

　　美英蘇簽署核禁試條約後，美國政府內部一直有關於使用軍事打擊阻止中國核試驗的設想。其中比較具體的是1964年4月，國務院的羅伯特·約翰遜Robert Johnson根據國務院政策設計室領導人的要求，提出了四種供選擇的方案，包括：1，由美國發動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空中打擊;2，由臺灣的空軍進行空中打擊;3，僱傭在中國的特務進行地面破壞;4，空投國民黨軍隊。不過他在報告中指出，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並不可取，不僅是因為沒有蘇聯的合作行不通，而且美國可能會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50]9月15日，在中國第一次核試驗前一個月，約翰遜總統專門召集會議，再次討論如何對付迫在眉睫的中國核試驗。與會者排除了由美國單獨採取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的計劃，但是仍然企圖嘗試與蘇聯採取聯合行動的可能性，並獲約翰遜同意。[51]這次會議的決定實際上反映了美國決策層這一時期多數人的看法，即美國用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來阻止或拖延中國成為核國家，即使能夠成功也是代價高昂的，而且根據中國的實際能力和對外政策的趨向，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美國政府的反應是在儘可能地貶低其影響的同時，拒絕接受中國成為核俱樂部的成員。約翰遜在當天發表的宣告中聲稱，中國的核試驗並不“出乎意料”，美國和西方國家會“認識到這種爆炸的有限意義”，而且不必擔心“立即導致發生戰爭的危險”。[52]但是，在美國政府內部不少人心裡都明白，不管美國願意不願意，中國因為握有核武器而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和參與核裁軍等國際事務的談判，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肯尼迪早在競選總統期間就說過：如果沒有“人民中國”的參與，同蘇聯達成任何有關核試驗的協議“都將是不完整的”。[53]在中國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前，美國政府內部的一些關於核擴散和裁軍的報告已經透露出對中國早晚要加入裁軍談判的無可奈何。[54]問題是到那時美國還能拒不承認中國嗎?10月28日，國務院的托馬斯James C. Thomas, Jr.在給助理國務卿邦迪William Bundy的備忘錄中寫到，美國必須記住的兩個重要事實是：一，中國早晚會進入聯合國和參加核裁軍的國際談判;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和交往正在越來越迅速地增加。因此美國必須設法改變僅僅是“遏制”的對華政策，逐步開啟同中國交往的大門。[55]這項建議毋寧說是中國核試驗給美國未來的對華政策帶來的啟示。

　　3，關於越南戰爭問題。

　　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逐步使美國捲入越南戰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美國領導人幾乎無一不信奉所謂的“多米諾骨牌”理論, 而且將這種理論同對中國的敵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在肯尼迪政府時期，美國領導人就斷定，印度支那地區的緊張形勢是由共產主義勢力擴張造成的，那裡的民族革命戰爭不過是那種被肯尼迪形容為是“堅如磐石、冷酷無情的陰謀運動”的一個部分。[56]約翰遜更是堅定不移地認為，如果美國在南越遭受失敗，蘇聯和中國，特別是中國就會前來填補美國離開後的“真空”，可能會有兩億中國軍隊從“山間小路”湧進印度支那，而且其鄰國會一個一個地向中國“屈服”。為了制止中國的擴張，約翰遜從上任伊始，便聲稱他“將不喪失越南”，不做“目睹東南亞重蹈中國覆轍”的美國總統。[57]需要指出的是，約翰遜的這種看法並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美國政府內的主導傾向，它毋寧說是當時美國政府中瀰漫著的反華、反共和反革命的歇斯底里的典型而且是極其有影響力的反映。[58]

　　在美國決策者看來，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特別直接參與越南戰爭，目的都是為了遏止中國在這一地區的擴張，但是美國也因此而陷入無法解脫的矛盾。首先是因為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實力和地位，從一開始就限制了美國干預的規模和限度。換句話說，美國既要遏止中國，又不希望與中國發生直接的衝突，這種困境從一開始就在折磨美國領導人。例如在肯尼迪執政初期，美國政府內部曾經有人建議，在寮國形勢危急時，直接向那裡派遣美國軍隊，結果遭到否決。反對派遣美軍的人的主要理由就是擔心那樣做會引起中國介入，他們提出要麼大幹，要麼不幹，除非美國準備使用戰術核武器，否則乾脆不要直接插手。[59]

　　約翰遜政府在決定直接介入越南戰爭時，面臨同樣的困境。它每一次決定是否將軍事幹涉升級時，都不得不反覆考慮中國的反應，因為他們確實擔心會重蹈朝鮮戰爭的覆轍。結果是美國為了遏止中國而捲入越南戰爭，同時又因為擔心同中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而不得不對軍事捲入的規模和程度有所限制。

　　美國面臨的另一個困境是，北越由於得到中國的有力支援，一再拒絕了美國關於舉行和談的建議。據美國方面的統計，直到1968年，美國為和談而進行的大大小小的試探多達2000多次，但是從未有結果。[60]北越堅持武裝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在向北越提供全面援助的同時，也一再勸告北越領導人不要輕易接受美國的和談建議，否則越南的民族解放鬥爭和完成國家統一的鬥爭將前功盡棄。中國的反對至少也是北越長期拒絕與美國談判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僅如此，中國領導人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在國際上製造反對美國和談“陰謀”的輿論。[61]中國報刊這一時期強烈譴責美國的和談不過是企圖欺騙越南人民，軟化北越進行抗美救國鬥爭的立場。[62]中國的強硬立場沉重地打擊了美國鼓動國際調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