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文藝學發展歷程

【內容提要】
新時期近30年來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文論發展始終貫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導，在對西方現代文論的認識上有了新的發展，並歷經突破、發展與走向建構三個階段。新時期基本上實現了中國當代文論的現代轉型，呈現出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多元共生的良好態勢，基本理論研究與研究的視角均有新的拓展。最重要的是探索了一條通過“綜合比較”途徑、緊密結合我國建設和諧社會實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之路。

    當前，我們已經進入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後半段。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回顧總結新時期近30年來中國文藝學的發展的確意義特殊。因為，我們是從新世紀的獨特視角審視既往的歷史。我們總的認識是新時期近30年來，我國文藝學領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愈來愈加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但困難與問題仍然很多，需要我們加倍地努力奮鬥。

              一 

    說到新時期，就有一個新時期的起點問題，學術界有1976年、1977年與1978年三種說法。我們基本持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新時期起點之說。前幾說盡管都有其理由，但我們認為新時期的最根本標誌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的確立。所有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們都會記得十年“***”中人們思想的禁錮，真是“噤若寒蟬”，普遍存在一種不敢越雷池一步，害怕動輒得咎的心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突破“兩個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方針，真的猶如一聲春雷，好似耀眼的閃電照亮了人們的心靈，打開了人們的思想。這才真正開始了思想領域的“撥亂反正”和文藝學領域的改革創新。我們認為確定這樣一個起點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進一步明確了我國新時期文藝學發展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思想指導主線，而今後的發展也仍然需要堅持這樣一條主線。這應該是新時期文藝學發展的最重要經驗之一。

    如果將新時期從1978年算起，那麼，其文論的發展歷史大體可以分為突破、發展與建構這樣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8年到1986年，是對於舊的受到 “左”的僵化思潮嚴重影響的文藝學理論體系突破的階段；第二階段從1987年到1996年，是我國文藝學全面發展階段，各種新說紛紛湧現，層出不窮；第三階段從1997年至今，是我國文藝學逐步走上獨立的理論建構時期，但這只是開始，未來的路仍然很長。當然，這三個階段又不是截然分開，而是互有交叉重疊。確定這三個階段，不僅是歷史的劃分，而且反映了一種理論的發展趨勢。那就是，我國當代文藝學必然地應該走上獨立建構之路，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文藝學自身的要求。如果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經濟全球化逐漸逼近的情況下，沒有自己的相對獨立的文藝學理論建構，那是無法面對歷史，更是難以適應社會現實與文藝現實的需要的。這恰是我們廣大文藝學理論工作者歷史責任之所在。

    我國新時期文藝學的發展與其他文化形態一樣，是在古今中西複雜的矛盾與關係中進行的，但主要面對的是中西之間的關係與矛盾問題。古今之間的矛盾與關係儘管在新時期仍有反映，但其重要性已讓位於中西之間的矛盾與關係，並滲透其中。誠如錢中文所說：“我國文學理論在反思中，深感我國文學理論的求變、求新的過程中，每個階段自己都深受外國文論的影響。”①這其實是“五四”之後中西文化“體用之爭”的繼續。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論發展已經進入了一種新的語境，因為新時期我國不僅有固有的古代文論，而且還有歷經100多年曆史的十分豐富的中國現代文論，特別是現代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我們實際上是在我國現代文論的基礎上來發展建設新時期文論的，也是在此基礎上面對西方文論。但由於歷經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閉關鎖國，也由於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哲學、美學與文論發生巨大變化，因此我國新時期文論發展中西方文論的影響顯得特別巨大深刻。其過程與我國新時期文論發展之突破、發展與建構的歷程相應歷經了傳播、吸收與對話的歷程。這就是改革開放之初的大量傳播、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全面吸收與此後逐步走向相對冷靜的對話。在新時期近30年中西文論的碰撞、交流與對話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一系列十分尖銳的現實與理論問題。就其大者言有這樣四個方面。首先是西方文論特別是西方現代文論的性質問題，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姓資、姓社的問題。西方文論的資本主義性質本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卻涉及到這樣的文論到底是有價值還是沒有價值，對其應該是肯定還是否定?我國長期以來對於西方文論，特別是對於西方現代文論因其屬於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特別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因而總體上是否定的。新時期近30年來，我們正是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導下，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對西方文論的定性和態度上我們相繼做了這樣兩個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將政治哲學立場與美學文學理論價值加以必要的同時又帶有某種相對性的區分，得出政治哲學立場錯誤唯心，而其美學文學理論仍可能有其價值的看法。例如，古希臘的柏拉圖與德國古典美學的康德、黑格爾都是這樣的情形。在這個問題上還比較好統一，因為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對於這些西方古代哲學家與美學家大都有肯定性的意見。而對於西方現代文論，因其產生於帝國主義時期，作為這個時期的意識文化形態，從傳統理論的視角看那就必然是腐朽的、沒落的與反動的，因而是必須否定的。這裡，仍然有一個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問題，不僅應面對當代資本主義經過調整後還具有發展活力的現實，而且還要敢於承認其經濟與科技的先進性，並進一步承認其包括文藝學在內的文化形態在相對的意義上也有其一定的先進性。這是因為，一定的文化形態都是一定社會的反映，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發展比我們先進，已經基本完成了現代化建設，大體歷經了現代化的全過程，那就必然對於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有其文化的與藝術的思考與反映。也許，這種思考與反映是扭曲的，但其畢竟是進行了反映，也就因此對於我們這些後發展國家有其極為重要的參照價值。劉放桐在評價與西方現代文論較為接近的西方現代哲學時指出：“總的說來，他們的哲學也更能體現這一時期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狀況，特別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所導致的各種問題，因而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②。朱立元在評價西方現代美學時也指出，“把西方現代美學放在整個現代西方科學文化發展的總背景上審視，從人類歷史與文化進步的總趨向來衡量，那麼，應當承認現代西方美學‘離經叛道'的反傳統傾向，它的

    許多別出心裁的新花樣，它的‘百家爭鳴'，頻繁更替，並不能簡單地斥之為‘墮落'與‘倒退'，而恰恰應該看成是對傳統美學的超越與推進，是美學學科的巨大歷史進步”。③正是從這樣的角度，我們全面地分析了西方現代文論先進性與沒落性、創新性與荒謬性共在的基本特徵，而從總體上適當肯定其當代價值。在對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評價上也經歷了一個由否定到基本肯定的過程。因為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基本上是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待馬克思主義，而且它們本身對於馬克思主義也有許多新的發揮。這樣，就出現了一個“西馬是不是馬”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與80年代初中期，我們認為凡是與經典馬克思主義論著只要有一點不一致之處的就不是馬克思主義，就屬於應該批判的範圍。但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我們以科學的眼光來看待“西馬”，肯定了它作為“左翼激進主義美學”總體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與結合新時代特點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發展與補充，從而將“西馬”的許多有價值的內容吸收到我國當代文論建設之中，例如“西馬”的意識形態理論、文化批判理論等等。誠如馮憲光所說：“應當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美學有一定聯絡的，當代西方社會中的左翼激進主義美學”④。再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西方現代文論與我國社會現實的“時空錯位”問題。也就是說，西方現代文論是西方現代與後現代社會的產物，而我國正處於現代化過程之中，事實上在我國不僅存在著現代的生活文化狀況而且存在著大量的前現代生活文化狀況。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引進西方後現代理論，特別是“解構”的後現代理論，作為還在“建構”中的我國，這難道不是一種與實際的脫離與“奢侈”嗎?我們覺得這樣的發問是有其現實根據的。我們的確應該緊密結合中國的現實與語境來借鑑和引進西方文論，特別是西方後現代文論。但這決不意味著西方後現代文論對於我國沒有現實的意義。事實上，西方後現代文論本身是比較複雜的，既有解構的後現代，也有建構的後現代。如果後現代之“後”是一種對於現代性的全面的摧毀與解構，那當然是不恰當的。但是西方後現代文論之“後”也有一種是通過對於現代性之反思超越走向建構之意，特別包含對於現代性中不恰當的唯科技主義、唯經濟主義與工具理性的一種反思超越，通過對於這種具有絕對性的形式“結構”進行“解構”走向建構一種新的具有“共生”內涵的理論形態。這其實就是對於資本主義弊端的一種反思，對於通過張揚一種新的人文精神克服這種弊端的探索。這樣的具有“建構”內涵的“後現代”對於我國是有著借鑑的價值的。誠如美國當代哲學家大衛?雷?格里芬在《後現代精神》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說：“我的出發點是：中國可以通過了解西方國家所做的錯事，避免現代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這樣的話，中國實際上也是‘後現代化'了”⑤。何況，我國新時期近30年在經濟社會上不僅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現代轉型，而且此後出現了社會矛盾加劇、環境資源壓力增強、精神疾患發展與大眾文化勃興等後現代現象。這就是我國目前提出科學發展觀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緣由，其實也是一種由現代工業文明到後現代經濟、社會與生態綜合文明的轉型。面對新時期發生的以上兩個社會轉型，大家對於前一個轉型在思想認識上較為統一，但對後一個轉型卻思想準備不足，認識並不統一。但事實上這後一種社會轉型卻是當前的重要社會現實。正是從這樣的現實出發，我們認為只要不照搬西方後現代文論，而是將其作為對資本主義現代性批判的一種理論形態來加以借鑑，就是有其特殊價值的。由此可見，解決“時空錯位”的重要途徑就是一切的借鑑引進都應從中國的現實與語境出發，而絕對不能脫離現實地照搬。在新時期近30年的文論建設中，與西方文論的大量引進同時發生了一個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論的問題，由此產生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著名的有關我國文論“失語”的討論。主要是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當代文論患了嚴重的“失語症”，“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 ‘啞巴'”，而解決的途徑則是“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系統”⑥。由此可見，我國新時期古今關係是在中西關係背景下發生的，是試圖以此對中西關係進行某種消解。當然，這種“失語症”的提出有其文化本位的立場，也有其關注民族文論的價值。但顯然，“失語”的提法是沒有顧及到中國當代文論的現實的。因為我國新時期的文論建設不是以古代文論為其出發點，而是以現代文論為其出發點的，新時期對於西方文論的引進是在現代文論基礎之上的引進與融合。當代文論建設中的確存在“ 食洋不化”的問題，但從總體上看這只是一個過程，是發展中的某種現象，不能提到“失語”的高度認識。而推倒現代文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系統”是完全沒有可能，也是不現實的。與“失語症”的討論相繼，在我國文論界出現了“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學術討論。這是我國新時期與西方文論的引進相伴的對於我國當代文論建設民族性的十分有價值的學術探討。有論者認為，古今文論是“宿命的對立”，根本無法轉換。有的論者則試圖進行中國古代文論整體範疇的現代轉換。我們認為，這兩種看法都有其偏頗之處。所謂古今文論“宿命的對立”其實質是完全否定了人類文化所具有的某種共通性和歷史繼承性。而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的“整體轉換”也完全沒有正視“五四”以來我國新文化運動整體上對於古代文化的超越，而倒退到過去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但我們並不否認某些古代文論範疇區域性轉化的可能性，例如王國維對“境界說”的運用，我國當代學者對“意境說”的改造，海外華人學者對“感通說”的發展等等。但我們認為，當代文論建設中民族傳統的現代轉換並不能完全侷限於範疇的轉換，而主要是對蘊涵在古代文論之中的中國哲學與藝術精神的現代轉換。特別是中國古代相異於西方的“天人合一”的哲學精神和“ 言外之意”的藝術精神，都是特別具有當代價值並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值得我們特別加以重視。有學者認為，如果說以“天人之際”與“中和論”為其哲學基礎的中國古代文論對以“主客二分”為其特徵的現代文論難以融入的話，那麼在當前以消解“主客二分”為其特徵的“後現代”文論的語境下則會有更多的實現現代轉換的可能。海德格爾對道家思想的借鑑與德里達對漢字消解“邏格斯中心主義”作用的推崇，以及其他的有關事例，都在一定的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 2000年以來，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大和我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現實，許多國外的文化產品將會並已經作為商品大量進入我國文化市場，我國當代文論建設面臨著這樣一種新的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許多高校和文藝研究機構開始研究全球化語境中我國當代文論的發展，這其實還是一箇中西文論的關係問題，只是這種關係出現了新的語境和背景，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有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必然伴隨著文化的全球化，文論的全球化也是必然趨勢。而我們則認為，經濟的全球化不應導致文化的全球化，而應倡導文化的多元共存，我國當代文論建設應走自己的有中國特色之路。事實證明，經濟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必然加速文化的交流和傳播，西方文論對我國的傳入和影響也必然加速。而對西方某些人來說，與其“歐洲中心主義”相伴也必然地依仗著他們的經濟與科技強勢有著文化滲透的意圖。在這裡關鍵是處理好全球化與民族化的關係。一方面，我們應以積極的態度迎接因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與文論加速交流的新的形勢，因勢利導促進中西文論交流，加速我國文論發展。同時，我們也應進一步增強民族的文化自覺，加速我國當代文論民族化的程序，在現有基礎上建設具有中國風格的當代文論話語和文論精神。事實證明，文化是一個民族之根，是民族凝聚力之所在。曾經有人說民族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文化與共同生活的標誌。這是將民族的概念拓展的太寬泛了，其實民族的最核心內涵應該是以共同文化為其標誌，凡是認同中華文化的人們都是中華民族之一員。因此，文化建設直接涉及到未來世紀中華民族的興衰，關係重大。而文論建設屬於當代中華文化建設之必不可少的內容，所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論成為我們當代中國文論工作者的歷史的與民族的責任之所在。

二 

    回顧新時期近30年來中西文論交流對話的歷史，我們總的認為發展是比較健康的，效果也是比較好的。其原因是我國經過改革開放有了逐步增強的國力，並有一個好的對外開放的政策，更重要的是我們始終是在新時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思想路線的指導之下。當然，由於我們面對新的形勢，未免經驗不足，加上自身理論儲備的侷限，因此在新時期引進西方文論與建設新的文藝學理論的程序中還有許多教訓需要記取。從積極的方面說，新時期西方文論的引進首先是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眾所周知，我國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文藝思想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建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同時在文論建設方面也曾經受到前蘇聯帶有機械的僵化性質的文論的一定影響，一度流行一種以機械唯物主義認識論為其哲學基礎的文論思想。這種文論思想將文學與文藝現象簡單地看作客觀事物的直接模仿。當時，一些人誤以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文論。而實際上它是迥異於馬克思唯物實踐觀的機械唯物論，是18世紀以來形而上學的產物，恰是馬克思在其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試圖通過實踐範疇加以突破的只強調客體的直觀唯物主義。新時期以來西方文論特別是西方現代文論的引進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當代文論的轉型。也就是促使我國當代文論突破舊的框框，適應社會的需要，走向時代的前沿。眾所周知，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生活與文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社會經濟的角度說，我國大幅度地由傳統的計劃經濟轉變到新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從哲學的角度說，我國哲學領域迅速地推倒了舊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恢復了馬克思唯物實踐觀的指導地位；從文化領域說，新時期我國文化領域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景象，影視文化迅速發展，大眾文化日漸勃興，網路文化方興未艾。因此，新時期文論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迅速突破傳統的落後的機械唯物論文論，實現我國文論的現代轉型。而西方文論，特別是西方現代文論的引進恰恰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因為20世紀以來西方現代文論恰是西方市場經濟與大眾文化條件下的產物，其突出標誌就是對於傳統的“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突破，對於機械認識論文藝觀的拋棄，對於文藝同人的生存狀態關係的強調。我國新時期近30年來，在重新研究闡發馬克思主義經典與引進西方現代文論等多種因素的促進下，迅速地實現了文論的現代轉型。從橫向看，我國新時期突破了傳統認識論文論“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及其機械唯物論傾向，將我國當代文論奠定在馬克思唯物實踐觀的理論基礎之上。從文藝學的哲學理論指導的角度，我國新時期近30年經歷了由物本到人本，再到“主體間性”這樣的發展過程。長期以來，我國有一種文論思想過分強調文藝的機械模仿功能，將模仿的真實與否作為衡量文藝的最重要標準之一。這顯然是違背文藝的本性要求的。新時期開始不久，文論界開始了對於這種“物本”的文論觀的批評，逐步走向強調主體性的“人本”。這就是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著名的有關“主體性”的學術討論，這次討論基本上奠定了主體性理論在我國當代文論建設中的主導地位。特別有相當一批理論家從馬克思主義實踐理論的立場出發，克服討論中將主體論與反映論相對立的偏向，提出“審美的反映”等重要理論觀念，成為新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論建設的重要收穫。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國當代現實隨著現代化的深入，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突出出來。這就使西方現代哲學與文論中的有關現象學“主體間性”理論和“交流對話”理論也對我國文論建設中“共生”理念的發生產生重要影響。於是隨著“後實踐美學”的討論和文化詩學的發展，“主體間性”的理論觀念逐步為多數學者接受。在此前提下我國當代文論的現代轉型具體表現為由文藝的機械模仿論到審美反映論；由單純的認識論文藝觀到審美存在論文藝觀；由人類中心的主體性文藝觀到生態整體的生態審美觀。所謂由文藝的機械模仿論到審美反映論，就是說有的傳統文論將文藝看作對現實生活的機械模仿，而新時期則一改這種機械的文藝觀念，以主體能動的審美反映取而代之，這恰同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審美反映論相契合。所謂由單純的認識論文藝觀到審美存在論文藝觀，則指有的傳統文論僅僅將文藝看作對於現實生活的認識從而抹殺了文藝與科學的界限，而新時期我們吸收西方現代存在論文論的有益成分，將文藝的主要特性歸結為通過審美經驗的確立獲取人的審美的生存；所謂由傳統的人類中心的主體性文藝觀到生態整體的生態審美觀，是指啟蒙主義以來特別強調人的理性的巨大作用張揚主體功能，而新時期我們在西方生態哲學與文學生態批評的影響下，一改人類中心的主體性文論而為強調生態整體的當代生態審美觀文論。當然，上述我國文論由“物本”到“人本”［主體性］再到“主體間性”［生態整體］的轉變則已經是跨越了好幾個時代，說明新時期我國文論發展的迅速。而從縱向的角度來看，我國新時期文論建設經歷了這樣兩個相關的過程。首先是初期的“由外向內”的轉型過程。那就是“撥亂反正”，調整文藝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理論觀念，重視文藝自身的形式與審美特性。這就是我國新時期在西方新批評和形式主義文論影響下，於 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初期文藝美學理論的提出和對於藝術形式與語言等內部規律的強調，以及對文字批評的重視等等。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我國社會文化轉型的加速和西方文化理論的影響，我國文論界發生了“由內向外”的轉向。這就是我國當代文藝學領域對於文藝的意識形態等外部屬性的新的闡釋與強調以及一系列有關大眾文化理論的提出與討論。我國新時期在歷經了文藝的“內轉”之後，在新的現實形勢面前重新發現了忽視文藝的外部屬性的侷限，轉而出現文藝外部屬性研究的熱潮。在我國文論領域出現了意識形態研究、女性研究、種族研究、文化身份研究、新歷史主義研究等等理論熱點。而文化研究也愈來愈加引起許多青年學者的重視，出現了引起整個文論界關注的“文學邊界”與“日常生活審美化” 的討論。毋庸諱言，在消費文化日益發展的情況下當代大眾文化的空前勃興的確促使文學邊界的滑動和日常生活“審美化”現象的出現，但文藝學自有的價值判斷功能要求其對於“滑動”的文學與日常生活審美化中的種種低俗現象起到引導與提升的作用。這場討論已經遠遠超越了討論自身具體的內容，而具有在嶄新的社會與文化形勢面前如何建設真正適應現實需要的文藝學理論的重大意義。經過新時期近30年的文論建設，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我國當代文論儘管還在建構的過程之中，但在探索嶄新的當代形態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步，並逐步努力實現與當代現實生活與現實文藝的適應。

    新時期西方文論影響下的我國當代文論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有力地促進了思想的解放，視野的拓寬，使我國當代文論呈現出從未有過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多元共存的良好態勢。列寧曾經在著名的《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一文中指出，在文學這個領域裡“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⑦。同樣，作為對於文學藝術進行研究的文藝學的發展也需要自由的環境。總結我國當代文論發展的歷史，我們深感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是有利於文學與學術發展的。但長期“左”的思潮的干擾使得這一方針難以真正得到貫徹。但新時期近30年，由於黨的改革開放方針的有力貫徹，特別是由於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導，使得我國當代文論發展處於建國以來最好的環境之中。這樣的環境為我們廣大文論工作者提供了從未有過的自由思考與研究的廣闊天地，也為我們吸收引進和研究西方文論創造了一個非常寬鬆的環境，這正是我國當代文論繁榮發展的根本原因。正是在這種空前寬鬆的自由環境中當代文論研究才能自如地與西方文論交流對話，從而打破我國長期以來文論領域單一的局面，走向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多元共存的新的局面。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說，我國當代文論目前有社會的、心理的、文化的、審美的，現象學、闡釋學、新歷史主義、語言學，甚至是自然科學等多種研究方法。從研究的領域來說，我國當代文論除了傳統的中西馬之外，還有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審美教育研究、生態文藝研究、網路文論研究、文化詩學研究、女性文學理論研究等等。從研究地域的角度來說，我國當代文論目前有中國文論、西方文論、東方文論、少數民族文論、華文文論，以及港澳臺等地文論研究等等。可以這樣說，目前世界上業已出現的文論領域在我國當代都有涉及，也可以說目前我國當代文論是涉及的範圍最廣並與國際接軌的速度最快的時期。

    新時期西方文論影響下的我國當代文論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成果是經過建國後50多年，特別是近30年的理論探索，我們初步找到了一條我國當代文論發展的古今中外綜合比較的發展道路和方法。***曾經在一篇文章中為了強調方法的重要性而將其比喻為過河所必須的“橋或船”⑧。我國50多年，特別是新時期30多年文論探索的重點和難點就在於找到一條適合我國國情並行之有效的當代文論建設發展的道路和方法。這個道路和方法就是被許多文藝理論家所總結和認可的古今中外綜合比較的道路和方法。這個問題首先由我國當代老一代文藝理論家蔣孔陽於新時期初期在其晚年所著《美學新論》中提出。他說“綜合比較百家之長，乃能自出新意，自創新派”⑨。後來，這一綜合比較方法被許多文藝理論家所進一步論述發揮。這個綜合比較的道路和方法其實是文論研究觀念的重大轉變。長期以來，我國文論研究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機械僵化的形而上學思維的影響，認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一種單向的線性的思維方法，缺乏在一定價值判斷前提下的包容兼蓄。在文藝理論領域的表現就是在強調一種理論形態時必然地否定另外的理論形態，甚至將其視為“另類”。這是一種否定思想本身的發散性與多維性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是違背學術發展規律和人的思維規律的。新時期以來，由於西方現代現象學“懸擱”主客對立的方法、哈貝馬斯“對話”理論、巴赫金“狂歡”理論與德里達“去中心”等等理論的引進，進一步促使我們對這種單向線性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進行突破，對於一種新的“亦此亦彼”的“共生”與“對話”的思維方式的倡導，才出現了我國當代文論發展道路與方法的全新變革。誠如錢中文所說：“而應倡導一種走向寬容、對話、綜合與創新的思維，即包含了一定的非此即彼、具有價值判斷的亦此亦彼的思維。新的文藝理論的建設是要求新的思維方式的”⑩。當然，這種綜合比較是有著明確的立場的，這個立場就是我們的目的在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這也就是我們綜合比較的出發點之所在。這就決定了我們在吸收西方文論時不是為了吸收而吸收，更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吸收，而是為了發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而吸收，而引進。這種綜合比較方法和立場的逐步明確使我國當代文論建設在處理中西關係時愈來愈加成熟，也使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這樣的艱鉅任務愈來愈有更多把握。

    我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總結回顧新時期近30年文論發展的歷史時，我們必須而且應該找到自己的差距和問題所在。首先是新時期以來我們對西方文論吸收較多，消化不夠，因而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道路上我們仍有較大差距。新時期近30年來，我們的確大量引進了西方文論、特別是西方現代文論。可以這樣說目前這種引進已經大致做到同步，而且西方各種有代表性的理論我國基本都有相應的研究。我們對於這些西方理論的使用也比較迅速及時，這應該講是一種極大的進步。但與此相比，更為重要的我們對於西方文論的消化卻十分缺乏，對於一些西方理論常常停留在直接引用的水平，有的甚至是知識性的錯用。有的以此裝點門面，形成概念的狂轟濫炸。與此同時，具有我國特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建構任務尚未基本完成。說我國當代文論“失語”可能有些過分，但說我國當代文論缺乏更多的屬於自己的有特色的話語卻是沒有問題的。加上長期“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和我國文論工作者語言的障礙，因此在國際文論講壇上很少聽到中國當代文論獨特的聲音。而我國當代文論對於現實的指導作用也發揮的不夠，理論不能適應現實需要的情況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實際上，我國當代文學藝術與人民的審美現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眾文化、影視文化、網路文化、先鋒藝術等等新的藝術與審美現實需要我們當代文論給予理論的分析和引導，但我們在這一方面卻顯得乏力。某種程度的理論的貧乏，已經成為對於我國當代文論帶有共同性的評價。而在整個當代文論建設中對於民族文化傳統體現的自覺性也不是太高，探索不力，效果不太顯著。任何國家和民族都無例外地十分重視民族文化的弘揚，我國當代文論建設應該體現民族文化傳統這是大家的共識。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由於難度較大等種種原因，我們的自覺性不是太高，而古代文論研究本身則有與當代文論建設脫節的現象，以追求自身的理論自足為其指歸，而較少考慮古代文論的當代價值。因此這一方面的成果，至今難以超過近代以來的王國維、宗白華與錢鍾書等。而回顧新時期近30年我國文論建設歷程，我們不得不說這一時期的成果數量的確是空前的，當代文論的研究者數量也是空前的。但有質量的成果和本領域的傑出研究者卻與此並不相稱。由於市場經濟的侵襲和體制性的種種原因，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有諸多浮躁。無論是對西方文論，還是對於中國文論有見地的深入研究都顯得缺乏。

    總之，我們付出了努力，但我們還有差距。這些差距的出現有客觀原因，但也有主觀的原因。我們應該明確我們成功之所在，給予客觀地實事求是的評價，這樣我們才有前進的信心，但我們更要看到我們的差距所在，敢於正視這些問題，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未來的前進方向。

              三 

    總結歷史是為了現在，所謂知古而鑑今。因此，我們的著眼點還是應該放在今天我國當代文論的建設之上。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呢?無疑應從已有成果的基礎出發，特別是從新時期這將近30年的可貴成果的基礎出發。我們已經說過，總結新時期我們最重要的體會是明確了我國當代文論發展的綜合比較的方法與道路。因此，我們要繼續堅持並發展這一綜合比較的方法和道路。我國新時期文論發展的綜合比較首先是中西文論的綜合比較與吸收消化，已經表明這是行之有效的，有利於我國當代文論建設的，應該繼續堅持。但新時期的綜合比較也告訴我們一條最基本的經驗，那就是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具體地說就是在新時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與“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方針的指導之下，這樣我們才能明確方向，破除障礙，大膽吸收。同時，我們還應貫徹這一思想路線中十分可貴的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以文學藝術的新的經驗和新的成果補充到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之中。而且由於我國當代文論應立足於建設，因此應該更加重視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指導。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有關實踐哲學的基本理論是對於西方傳統哲學的重要突破，具有極為重要的當代價值，對於我國當代文論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應該很好地學習運用。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我國當代文論的建設才會具有更加明確的方向和紮實的根基。而在此基礎上對於西方文論的吸收消化才會更加有效。在這一方面，今後除了大膽引進吸收的步伐不應放慢，於此同時還應加強對於西方文論，特別是西方現代文論的研究消化，克服食洋不化的問題，真正將其與我國的現實結合，化作自己文論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我國當代文論的建設還應更多地立足於建構。所謂“建構”是一種具有更多主觀能動性的建設與創造。我國新時期後十年已經逐步走向與西方現代文論較為冷靜地對話，通過對話逐步的建構適合我國國情、具有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新的文論形態。比較明顯的如新理性精神的提出，就既吸收西方當代人文精神理論、對話理論，又努力結合中國當代現實，是一種新的文論建構的努力；文化詩學理論，既吸收西方當代文化理論，同時又注重我國傳統詩學精神，將兩者加以融合；當代生態存在論文藝學則既吸收西方現代生態哲學與生態批評理論，同時又吸收中國傳統儒道“天人合一”思想，並緊密結合中國當代現實，也是一種中西與當代融合的嘗試；文藝美學理論是改革開放初期即已提出並不斷有所發展的文論形態，既吸收西方當代文論內部研究與審美研究成果，又與我國古代詩論、畫論與書論等理論成果相切合，是一種有生命力的中國當代文論話語；當代批評理論是將西方當代文字批評理論與中國古代批評理論結合的嘗試。凡此種種只是舉出其中的幾個例子而已，其他文論工作者的創新之處還有許多，都是我國未來有中國特色的新的文論建設的重要資源和起點。事實證明，只有從建構出發才能更有利地吸收，當然吸收也會有利於建構，兩者相輔相成。這樣，我們未來的吸收引進就會更加健康。當然，這種建構也仍然會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多元性，這樣，我國當代文論建設才能更加繁榮而富有生氣。

    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是當代文論建設的重要座標，我國當代文論建設應以此為方向並從我國當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中吸取豐富的營養。最近，我國在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指導下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這是我國在面向21世紀之際總結國際國內社會發展經驗而提出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發展戰略和奮鬥目標，反映了符合國際潮流和我國特色的社會歷史轉型的必然趨勢。它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進一步豐富，也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新發展，包含著極其深刻而豐富的內涵，對於包括文藝學在內的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於正在建構中的我國當代文藝學來說，這一理論為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視角和新的維度，必將推動我國當代文藝學在當前這一轉型期得到更好的發展。例如，科學發展觀所包含的“和諧”理念、“全面進步”方針、“協調發展”政策、“以人為本”思想以及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目標等都將對我國當代文藝學發展以重要啟示。特別應該引起我們重視的是，構建和諧社會理論意味著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正在建構之中，並將逐步呈現在我們面前。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社會時代反映形式之一的文藝學學科的發展變革已是刻不容緩，需要我們從構建和諧社會理論等當代理論發展中吸取營養，逐步完成新世紀文藝學的現代轉型，以適應日益發展的新的社會與審美現實的需要。

    在我國當代文論的建設中應該注意進一步與西方近代以來的工具理性加以區別，堅持文藝理論學科作為人文學科的性質，堅持文藝學學科的價值判斷功能。扭轉對於文學藝術著重於規律與本質研究的傳統思路和所謂“價值中立”觀念的不良影響，將其轉到人的研究和人性揭示的人文學科的應有軌道上來。眾所周知，我國當代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巨集大工程，同其他國家的現代化工程一樣也是一種美與非美的二律背反。也就是它一方面以其空前規模的市場化、工業化與城市化歷程極大地使人們的生活美化，但另一方面，又由此造成了金錢拜物、工具理性盛行、人的心理危機加劇等人的精神狀態的非美化。再加上當代大眾文化利益驅動的機制必然在文化走向大眾的同時出現低俗化傾向。凡此種種都將人文精神的補缺作為當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內涵，這正是文藝學在當代的作用之所在。我國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理論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含著極為深厚的人文精神內涵，對於我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事實說明，文藝學的人文精神補缺作用主要是通過它的價值判斷功能來發揮的。首先是審美的價值取向，分清美與醜的界限。這是文藝學的學科特性之所在，其它的價值判斷都寓於審美的價值判斷之中。它們包括道德的價值取向、意識形態方面的價值取向以及對於人類前途命運終極關懷的價值取向等等。

    在我國未來文藝學建設中，民族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戰略性任務。我國文藝學界有責任在新的世紀在世界文藝學領域發出中國自己的聲音，以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理論成果引起國際文藝學界的重視。我們應從更深層面的哲學精神與藝術精神出發發揚我國古代文論的當代價值。眾所周知，我國的傳統哲學精神是一種不同於西方“和諧論”的“中和論”。西方所謂“和諧”是指具體物質的對稱、比例、黃金分割等微觀的內涵，而中國的“中和”則包含天人、宇宙等巨集觀的內涵。前者帶有明顯的科學性，而後者則帶

    有明顯的人文性。這樣的“中和論”哲學思想完全可以成為具有民族性的當代文論的理論支撐。其實，所謂“中和”就是一種古典形態的“共生”思想。所謂“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而不同”，“生生之為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等等。說明中國古代“中和論”思想是貫穿各種理論之中的，包括儒家的“中庸”，道家的“道法自然”等等。這種古典的“共生”思想極具當代價值，經過改造吸收已經成為當代世界具有標誌性的哲學與思想理念。我們完全應該在當代文論建設中自覺體現這種“中和”的精神，並以之作為指導在現有文論基礎上構建新的文藝理論形態。另外，我國古代的藝術精神是一種寫意的“意境論”精神，強調“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在鹹酸之外”，“言有盡而意無窮”等等。這樣的藝術精神與西方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是大異其趣的，倒反而與西方當代現象學美學等“後現代”理論有著某種契合。我們完全可以在此基礎上結合當代現實加以改造重鑄，發展成新的有民族特色的文論精神。當然，我國古代的哲學精神與藝術精神是非常豐富的，需要我們努力發掘，加以創新，經過幾代人艱苦的努力奮鬥，使我國當代文論以其鮮明的民族風貌，自立於世界文論之林。

    註釋：

    ①⑩錢中文：《文學理論：在新世紀的晨曦中》，《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

    ②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頁。

    ③朱立元：《現代西方美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頁。

    ④馮憲光：《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重慶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

    ⑤大衛?雷?格里芬：《後現代精神》，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頁。

    ⑥參閱曹順慶《文論失語症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年第2期；曹順慶、李思屈《再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文學評論》1997年第4期。

    ⑦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9頁。

    ⑧《***選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頁。

    ⑨蔣孔陽：《美學新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