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楨詩歌的風格是?

General 更新 2023年10月15日

以劉禎詩歌為例,簡述“建安風骨”的基本特徵

劉楨,魏晉文學家,字公幹,東平(今屬山東)人,生卒年均不詳。遼天祚帝乾統九年(1109)己丑科狀元。此科及第者九十人。父劉樑,以文學見貴。劉楨是建安七子之一。建安中,劉楨被曹操召為丞相掾屬。與曹丕兄弟頗相親愛。後因在曹丕席上平視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勞役,後又免罪署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217),與陳琳、徐瑀、應瑒等同染疾疫而亡。 與同一時期的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等為“建安七子”。參加了鄴下時期的文學活動。其中王粲、劉楨的成就最突出,鍾榮的《詩品》列之於上品。主要作品有《公宴詩》、《鬥雞詩》、《射鳶詩》 、《贈人弟》三首等。 劉禎-時代背景 劉楨生活在魏晉時代,魏晉文學興起的時代。魏晉文學是指中國古代三國兩晉時期的文學,在文學史的分期上,屬於中國文學中古期第一段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前期。魏晉期間,文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作的個性化,在這些變化中是最有意義的,正是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其他的變化和發展。這期間宮廷起著核心的作用,以宮廷為中心形成文學集團。集團內部的趨同性,使文學在這一段時間內呈現出一種群體性的風格,另一段時間又呈現為另一種風格,從而使文學發展的階段性相當明顯。文學集團內出現了一些傑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等。 劉禎-個人經歷 劉楨早年即有才名,八、九歲誦《論語》、詩賦數十萬言,而且“警悟辯捷,所向應答如響,當其辭氣鋒烈,莫有折者”(《太平御覽》卷385卷引《文士傳》)。 成年之後,他希望際遇明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然而,漢末政治極為腐敗黑暗,社會危機深重,統治者鎮壓黃巾農民大起義後,各地軍閥據地稱雄,中國陷入分裂、動亂之中。據有中國北方的曹操,政治較為開明,任人唯才,廣攬文學之士。這使當時渴望中國統一、懷有濟世抱負的有志之士,如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瑜、汝南應塌,以及劉楨等,紛紛從四面八方奔赴曹操治下的鄴城,一時人才薈萃,形成以曹氏父子為首的文學集團,並由於他們的詩文大多描寫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抒發統一、治國的豪情壯志,慷慨多氣,悲涼豪壯,從而形成了“建安風骨”,對後世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劉楨是建安文學集團的重要成員,與曹氏關係密切。在詩文中,他把曹操比做起於豐沛、統一中國的漢高劉邦,把曹氏的知遇,比做禮賢下士的信陵君(見《贈五官中郎將四首》之一)。他把統一中國的希望寄託在曹操身上。投曹之初,他被任命為丞相掾屬,追隨曹操南征北討,參謀軍機。建安十六年(211年)後,出任平原侯曹植庶子,不久即改任五官中郎將文學,隨侍曹丕。從現存詩文看,他與丕關係至為密切,而曹丕兄弟亦視為親故,詩酒唱酬,交往常不拘形跡。曹丕曾特贈廓落帶,以示親寵,並由此而留下一篇妙文(載《典略》)。然而,劉楨性傲,不拘禮法。一次曹丕宴請諸文學,酒酣忘情,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諸人都匍伏於地,不敢仰視,獨劉楨平視不避。曹丕對此並未介意,而曹操聽說後,要治以不敬之罪。經過援救,才“減死輸作”,罰為苦役,終身未再受到重用。這對劉楨自然是一次極為沉重的打擊,在《贈徐幹》一詩中流露出他的痛苦心情。此後不久,北方瘟疫流行,劉楨便與徐幹、陳琳、應瑒等一起染病亡故。曹丕為此極為悲惋,為他整理遺文,作出評價,並追思往日“行則連輿,止則接席”“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的親密交往,不勝痛悼(見《與吳質書》)。 劉禎-創作特色 曹操與王粲不同,劉楨的風格是“壯而不密”(曹丕《典論·論文》)。劉楨的詩純以氣勢取勝,無論是抒情還是詠物,無論是寫山水還是狀禽鳥,都顯示出其目無千古、踔厲奮發的氣概,元好問《論詩絕句》說:“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就是欣賞......

什麼是詩歌風格

詩歌的風格就是表現詩人精神個體形式中獨特的東西

劉楨的介紹

劉楨(186年―217年),字公幹,東平寧陽(今山東寧陽縣)人,東漢名士,建安七子之一。其祖父劉樑,官至尚書令,其人博學有才,警悟辯捷,以文學見貴。建安中,劉楨被曹操召為丞相掾屬,與魏文帝兄弟幾人頗相友善,後因在曹丕席上平視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勞役,後又免罪署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與陳琳、徐幹、應瑒等同染疾疫而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4卷、《毛詩義問》10卷,皆已佚。明代張溥輯有《劉公幹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於詩歌、特別是五言詩創作方面,在當時負有盛名,後人以其與曹植並舉,稱為“曹劉”。如今存詩十五首,風格遒勁,語言質樸,重名於世,《贈從弟》三首為代表作,言簡意明,平易通俗,長於比喻。

劉楨的綜述

劉楨生活在魏晉時代,魏晉文學興起的時代。魏晉文學是指中國古代三國兩晉時期的文學,在文學史的分期上,屬於中國文學中古期第一段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前期。魏晉期間,文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作的個性化,在這些變化中是最有意義的,正是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其他的變化和發展。這期間宮廷起著核心的作用,以宮廷為中心形成文學集團。集團內部的趨同性,使文學在這一段時間內呈現出一種群體性的風格,另一段時間又呈現為另一種風格,從而使文學發展的階段性相當明顯。文學集團內出現了一些傑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等。 劉楨(186年—217年),字公幹,東漢末年東平寧陽(今寧陽縣泗店鎮古城村)人,東漢著名文學家,詩人,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詩著稱。少與王粲友善,後同應瑒一起被曹操徵召,為城鄉掾屬。所著詩大多散失。今存詩十五首,多為贈答之作。明人輯有《劉公斡集》。 在魏、晉文學史上,他與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並稱“建安七子”,又因同居鄴中(河南省臨漳縣)亦稱“鄴中七子”。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論文》中稱劉楨與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七子:“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於千里,以此相報。”又稱讚他“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又與吳質書》),平易通俗,長於比興。 劉楨常與曹操、曹植吟詩作賦,對酒歡歌,深得曹氏父子喜愛,19歲時任丞相掾屬。他以詩歌見長,其五言詩頗負盛名,行文才思敏捷,於曹植齊名,後人將他與曹植並稱“曹劉”,鍾仲偉稱他“五言之冠冕”、“文章之聖”,確為“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典略》載:“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鹹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及收楨入獄。” 劉楨五歲能讀詩,八歲能誦《論語》、《詩經》,賦文數萬字。因其記憶超群,辯論應答敏捷,而被眾人稱為神童。後受曹操徵辟,曾任丞相掾屬、平原侯庶子、五官將文學。(《太平御覽》卷385卷引《文士傳》)公元197年,因避兵亂,十一歲的劉楨隨母兄躲至許昌,在驛館中結識曹子建。曹植被劉楨的飽學所折服,為進一步深層密交,將其領到丞相府,日夜解文作賦,志同道合,關係日篤。後來他又結識孔融等其他五學子,他們常聚論學問,“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 待其成年之後,劉楨希望際遇明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然而,漢末政治極為腐敗黑暗,社會危機深重,統治者鎮壓黃巾農民大起義後,各地軍閥據地稱雄,中國陷入分裂、動亂之中。據有中國北方的曹操,政治較為開明,任人唯才,廣攬文學之士。這使得當時渴望中國統一、懷有濟世抱負的有志之士,如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以及劉楨等,紛紛從四面八方奔赴曹操治下的鄴城,一時人才薈萃,形成以曹氏父子為首的文學集團,並由於他們的詩文大多描寫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抒發統一、治國的豪情壯志,慷慨多氣,悲涼豪壯,從而形成了“建安風骨”,對後世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劉楨是建安文學集團的重要成員,與曹氏關係密切。在詩文中,他把曹操比做起於豐沛、統一中國的漢高劉邦,把曹氏的知遇,比做禮賢下士的信陵君(見《贈五官中郎將四首》之一)。他把統一中國的希望寄託在曹操身上。投曹之初,他被任命為丞相掾屬,追隨曹操南征北討,參謀軍機。 建安十六年(211年)後,出任平原侯曹植庶子,不久即改任五官中郎將文學,隨侍曹丕。 從現存詩文看,他與曹丕關係至為密切,而曹丕兄弟亦視為親故,詩酒唱酬,交往常不拘形跡。曹丕曾特贈廓落帶,以示親寵,並由此而留下一篇妙文(載《典略》)。然而,劉楨性傲,不拘禮法。一次曹丕宴請諸文學,酒酣忘情,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諸人都匍伏於地,不敢仰視,獨劉楨平......

劉楨的成就

劉楨的作品氣勢激宕,意境峭拔,不假雕琢而格調頗高。他與王粲合稱劉王。清代劉熙載說公斡氣勝,仲宣情勝(《藝概·詩概》),這是從對比中揭示了二人各自的長處。還有人把他同曹植合稱曹劉,也是從氣格方面著眼的。集中體現其風格的是《贈從弟》三首,抒寫詩人的胸懷志節,具有悲涼慷慨、高風跨俗的氣概。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鬆,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尤為人所稱道。而劉楨創作的弱點是辭藻不夠豐富,所以鍾嶸在《詩品》說他“氣過其文,雕潤恨少”。他與王粲各有一篇《大暑賦》,在文采上的差異是很明顯的。 同樣面對動亂的社會,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現個人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總是充盈著慷慨磊落之氣。正如他自己所說,風霜逼迫愈嚴,愈能體現松柏堅貞挺拔的本性。這種精神和氣骨造就了劉楨詩歌俊逸而奇麗的風格。不過劉楨的文學造詣不凡,五言詩尤為諸子之尊,今存的詩歌只有15首。《漢魏六朝詩歌鑑賞集》中評價他的詩為:“思健功圓,以特有的清新剛勁,為人們所激賞。不僅稱美於當世,並且光景常新,能楷模身後。” 他的詩作多以壯美山川為背景,借景抒情,少數為酬答之作。《贈徐幹》詩被鍾嶸評作“五言之警策也”。《贈從弟》三首為其眾詩之著,第二首又為三首之最,詩為:“亭亭山上鬆,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鍾嶸的《詩品序》說:“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可見,劉楨文學創作的貢獻之大。他最著名的賦作有《魯都賦》、《黎山陽賦》、《遂志賦》、《瓜賦》、《大暑賦》 、《清慮賦》等。他的賦文風格獨特,“積極於宣時,校閱於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文心雕龍·註釋》。他一改粉飾太平的世俗,以清新的筆調,嫻熟的技巧,樸實準確的語言,縱古合今的大氣,描寫家鄉的風土人情和優美的自然風光。譏諷時事,詠物抒情,實現了漢賦內容由宮廷轉向社會,由帝王轉向平民的轉變。篇幅由長篇宏制轉向短小精粹,為以後的文學發展開創了先河。 劉楨不僅文才出眾,機敏雄辯之才也稱道當世。曹丕在任五官中郎將時贈給劉楨一條廓洛帶,後欲索回,便寄書一紙,調侃說:“夫物,因人而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三國志》劉楨見之,明白文帝是笑他地位低下,不佩帶象徵尊貴的廓洛帶,要收回原賜。但劉楨並未折腰,執意不交,在一次同文堂相會之時,他舊事重提道:“楨聞荊山之下王王卜光夭之後寶;隋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鳳貉之尾,綴待臣之幘,此回寶者,伏朽石之下,皆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嚐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苦實珍異,尚可納也。而未尚聽至尊賜而反索者也。”曹丕聽劉楨這番妙論,對之十分欣賞,既嘆他的博學善喻,更佩服他口若懸河,不卑不亢,恭中有貶,貶中隱褒之辯才,從而放棄索帶念頭。劉楨雄辯之例很多,他的辯才象常勝利器,有時化險為夷,有時遇逆成暢,有時逢暗則明。有一次劉楨因“不敬”被罰作苦力 ,在京洛之西石料廠磨石料。魏王曹操到石料廠察看,眾官吏與苦力者均匍匐在地勞作,不敢仰視。唯有劉楨未跪,照常勞作。曹操大怒走到劉楨面前,劉楨放下錘子,正言道:“魏王雄才天下皆知,劉楨身為苦力,何敢蔑視尊王。但在魏王府數年,常聞魏王教誨,做事當竭盡力,事成則王自喜,事敗則王亦辱,楨現為苦力,專研石料,研石是對魏王的敬忠,所以楨不敢輟手中活。”魏王聽後,又問:“石若何? ......

建安風骨的詩歌特點有哪些

建安詩歌的時代特徵

政治理想的高揚 人生短暫的哀嘆 強烈的個性表現

濃郁的悲劇色彩

東漢末年的動亂,即使建安文人飽受亂離之苦,也激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建功立業、揚名後世,成為他們共同的追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天下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對同時代的文人有很大影響。曹丕博通經史百家,又善騎射,好擊劍,頗有“救民塗炭”之志。曹植懷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 的壯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陳琳、徐幹、阮瑀、劉楨等人,都有卓犖不凡的氣質。王粲的《從軍詩》自抒壯志雲:“服身事幹戈,豈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陳琳《詩》雲:“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劉楨《贈從弟》其三則曰:“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熱情的普遍高揚,造成了當時詩歌“雅好慷慨”、“志深筆長”、“梗概多氣”(《文心雕龍·時序》)的特點。“慷慨”一詞,為建安詩人所習用,如曹操《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曹丕《於譙作詩》: “慷慨時激揚。”陳琳《詩》:“慷慨詠墳經。”吳質《思慕詩》:“慷慨自俛仰,庶幾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獨不群”;《野田黃雀行》: “秦箏何慷慨”;《贈徐幹詩》:“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情詩》: “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棄婦詩》:“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等。還有“悲風”這個意象,在建安詩歌中也常出現,如曹操《苦寒行》:“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阮瑀《詩》:“臨川多悲風。”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風淒厲秋氣寒。”曹植《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雜詩》:“高臺多悲風”,“江介多悲風”,“弦急悲風發”;《贈丁儀王粲》:“悲風鳴我側”等。建安詩歌這種悲涼慷慨的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嘆,是建安詩歌的另一個主題。當時社會動亂,生靈塗炭,疾疫遊行,人多短壽。如曹丕享年40歲,曹植享年41歲,王粲、徐幹、應瑒、劉楨、陳琳皆死於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楊修、丁儀、丁廙先後被曹操、曹丕所殺。這種情況對文人刺激很大。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建安詩人採取了三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單純的哀嘆,如:“天地無期竟,民生甚侷促” (劉楨《詩》);“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徐幹《室思詩》);“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阮瑀《七哀詩》);“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阮瑀《詩》)。第二種是慨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贈徐幹》:“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第三類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龜雖壽》等詩中得到充分體現。後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的人生觀,對後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高揚的時代。傅玄上晉武帝疏說:“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建安詩人多高自標置,以文才武略自負,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便不肯踵武前賢或效法同輩,而是另闢蹊徑,努力展現自己獨特的風貌。如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沉雄;曹丕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鍾嶸《詩品》);王粲和劉楨的詩:“仲宣躁競,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在詩體的運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詩獨擅一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劉楨、蔡琰則以五言詩名世。在詩......

曹操劉楨文采好怎麼形容

曹丕稱劉楨“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與吳質書》)

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公幹(劉楨字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

鍾嶸《詩品》評劉楨的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陸時雍《詩鏡總論》稱劉楨詩頗有“挺立自持”的氣概。

鍾嶸說劉楨的詩“雕潤很少”(《詩品》上)。

曹丕說劉楨的風格是“壯而不密”(曹丕《典論·論文》)。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說:“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詩人劉楨是哪個朝代的?推薦幾首他的代表詩作。

朝代 :魏晉 簡介 : 劉楨(?-217)字公幹,東漢東平(今屬山東)人。為曹操丞相掾屬。其詩風格勁挺,不重雕飾。今存詩十五首。有《劉公幹集》。曹丕《與吳質書》雲:“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鍾嶸《詩品》雲:“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後人將其與曹植並稱“曹劉”。 贈從弟 朝代 :魏晉 作者 :劉楨 泛泛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採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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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風骨的藝術風貌和文學特色

建安是漢獻帝最後的年號,指公元196-220年間,建安文學實際上包含了建安年間和魏朝前期的文學,以三曹、建安七子的創作為代表。

建安時期的作家,與兩漢的儒生相比,是在動亂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既有政治抱負,又有務實的精神、通脫的態度和應變的能力;他們這一時代的作家,逐步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當時處於戰亂動盪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現得更為慷慨激昂,他們創作了一大批文學鉅著,形成了文學作品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哀嘆、強烈的個性、濃郁的悲劇色彩,構成了建安風骨這一時代風格。

建安文學的特色和成就清末民初之際,劉師培在所著《中國中古文學史》中,將建安文學的特色概括為“清峻”、“通脫”、“騁詞”、“華靡”四者。1927年,魯迅發表了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著名演講,以“清峻”、“通脫”、“華麗”、“壯大”來歸納漢末魏初文學所具有的“異彩”。他們都從其時詩文創作的整體風格立論,言簡意賅而切中肯綮。

從建安文學的成因看:(1)時代的影響。魯迅說:“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就是著眼於此。建國以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學術界往往把劉勰“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成說加以強調、引申和發揮,認為建安文學的繁榮首先是決定於當時動亂的社會現實和詩人們生活於其中的慘痛經歷。後來學者們漸漸意識到這種說法存在著一定的侷限性,因為建安後期,“區域方輯”,在曹操統治的北方,社會已經比較安定,而這時恰恰正是鄴下文人創作比較興盛的時期,以往的說法由此得到了必要的修改或補充。(2)曹氏父子對文學創作的重視和獎掖。(3)社會思潮的影響。一般認為,漢末的社會動亂促使了儒學的衰微,進而使文學脫離了經學的附庸地位而獲得了獨立,文人們對文學的功能有了新的認識,文學創作也由此進入了一個比較自覺的階段。(4)建安文人有著比較淵博的學問、良好的文學修養和藝術修養。(5)對以往文學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比較早期的觀點多強調建安文人繼承了《詩經》以來、尤其是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後來又有學者陸續指出,《楚辭》、漢賦、《古詩十九首》等也給建安文人以有益的借鑑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影響。

關於“建安風骨”的內涵,學術界迄今尚無定論。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對建安文學作出瞭如下論述:“他們的創作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的動亂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現了統一天下的理想和壯志,悲涼慷慨,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建安詩歌這種傑出成就形成了後來稱為'建安風骨'的傳統,為五言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說主要從思想內容著眼,在當時很有代表性,影響深遠。王運熙《從〈文心雕龍·風骨〉談到建安風骨》(《文史》第九輯)則認為“這種說法貌似有理,實則難以成立”,“建安風骨是指建安文學(特別是五言詩)所具有的鮮明爽朗、剛健有力的文風,它是以作家慷慨飽滿的思想感情為基礎所表現出來的藝術風貌,不是指什麼充實健康的思想內容。”強調“必須把我們今天對建安文學的評價和對建安風骨這一概念的理解區別開來”。轉而從藝術特色的角度闡釋“建安風骨”,也得到不少學者的支持和贊同。此後談論“建安風骨”的文章,大致可以看作是對上述兩種意見的引申和折衷。

"建安風骨"大致是指"建安文學(特別是五言詩)所具有的鮮明爽朗、剛健有力的文風。"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應用於魏、晉、南朝的人物評論,大體上“風”偏重指精神氣質,“骨”偏重於指骨格形態,二者密不可分,合而為一為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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