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的實際意義?

General 更新 2023年10月15日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何意義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近期，“供給側”成為經濟政策表述中的高頻詞。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而在早前公佈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有“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措辭。

作為全新表述，“供給側”概念表明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新認知，也指明瞭今後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和著力點。圍繞“供給側”，提供瞭解讀中國經濟政策和經濟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顧“供給側改革”的理論探索和相關先行經驗，對照中國經濟的現狀，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給側改革”的出發點、內在邏輯和推進領域，加深這一改革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意義。

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

供給學派經濟思想佔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後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佔據了主動。

什麼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於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於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並在大約10年時間裡成為日後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供應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儘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臺時面對的局面。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供應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基於這個基本認識，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供給學派最鮮明的口號。

里根上臺後，於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並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

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後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於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佔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後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佔據了主動。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為大企業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自克林頓時期以來，出於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臺。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著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隱患出現。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這也意味著，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

改革只能是“中國經濟學”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儘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鑑，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

“供給側改革”對我國經濟有何意義

“供給側改革”強調了繼續推動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從全局來看，不僅政府組織、大型企業組織需要優化能力，數量龐大得多的微型組織能否優化，同樣重要。當前，大量微型組織生存發展困難較多，優化這些組織的能力，為其提供寬裕的市場進入空間，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其壓力是當務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創造鼓勵創新的應有環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態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只是理想狀態的表述。事實上，目前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不是沒有變化，而是在衝向高點後發生了逆變化，通過有形要素提高生產率的空間已變得狹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給側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已相當迫切。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重大發展方略，其主要任務是：從供給側發力，通過重大改革的推進來解決重大的結構性問題。其重大的戰略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提高宏觀調控效率和穩增長的重要推進器。一方面，將結構性改革引入宏觀調控，形成“宏觀調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是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平衡的重要舉措。這實際上是強調穩增長中的結構變量和制度變量，而這兩個變量則是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屆政府強調宏觀調控要既利當前又惠長遠，寓短於長，以長促短，拓展了宏觀調控的時間軸，形成了“短期+長期”的思路。傳統的宏觀政策偏重於總量問題而忽視結構、制度問題。結構失調、體制僵化不僅增加穩增長的困難，甚至使發展不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本質在於結構變化和制度創新。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增強發展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長期穩增長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領域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的情況，宏觀調控可以更多的採取市場手段和經濟手段，而儘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這既能增強市場信心，又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實現市場資源配置中起關鍵性作用的關鍵舉措。就經濟體制問題而言，最大的結構性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即簡政放權、深化價格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著力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在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等五大方面都面臨重大的供給側體制問題，解決這些制度性的障礙的關鍵是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創新發展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創新動力不足主要是因為創新性文化基礎薄弱，投機性發展氛圍過濃，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財力、智力花在投機取巧上，熱衷於泡沫投機活動，是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這有文化因素，也有發展觀短視、政績考核制度等問題，更有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束縛了企業手腳的供給體制問題。深化市場化改革這一重大的結構性改革，不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為市場主體創新寬鬆公平的宏觀環境，讓市場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激勵，增強微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三是促進產業升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升級失敗，即經濟結構長期處於中低端而無法向中高端轉換，從而導致長期的需求不足、產業競爭力低下、社會嚴重不公平等問題，最終使得經濟長期失速，危機四伏，各類風險交織且集中爆發。國際上這樣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現象，有東南亞金融危機。因此，結構轉型升級能否順利推進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關鍵。而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決定力量是制度創新，即對關鍵領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層次的市場經濟體制。供給側結構改革是推動經濟結構全面升級的原動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改革並不僅是簡單的放權，是對舊體制的“破”，更關鍵的是在於“立”，即“立什麼樣的新規”？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來鞏固，來紮根，法治的形成過程就是制度的完善過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勵性的新制度，以此減少不穩定性，同時增加發展的動力和創新能力。改革的深處就是法治。一方面，我們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同時，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標誌就是法制化水平的顯著提高，基本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轉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不是僅提供一時的激勵，當一放就亂時再收回，像一些不夠深入的改革那樣形成“收放循環”，而是在打破一些關鍵領域的體制障礙的同時，建立基......

供給側改革側是啥意思？

首先要清楚“側”是什麼意思。“供給側”的“側”字並不是“側重”，而是“端”、“一端”的意思，供給側改革也就是從供給這一端來進行改革，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需求側；“供給側”與“需求側”相對應。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三駕馬車決定短期經濟增長率。而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條件下所實現的增長率即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而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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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意義

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後一個重要的任務，主要是三個方面：一個是化解過剩產能，二是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三是新興產業的支持和培育。供給側改革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重點任務是五項，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

供給側的改革是根據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從現實出發做出的一個重大部署。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通過改革的辦法來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改善供給質量，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重點任務是五項，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

去產能方面，準備先從鋼鐵和煤炭兩個行業入手，因為鋼鐵和煤炭現在產能過剩的情況比較突出。至於殭屍企業的處置，各地就要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它的範圍，採取具體措施，中央也會有一定的支持政策，來推動化解過剩產能和處置殭屍企業。

去庫存方面，關鍵還是房地產庫存，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昨天發佈的消息應該是個利好消息，對去庫存會起到促進作用，現今也正在鼓勵新市民購房，推動保障房的建設，特別是貨幣化安置的政策。貨幣化就是享受保障房的這些群體，政府不一定去蓋保障房，可以把現有存量的商品房收購集中起來，再安排給這些需要有保障性住房或者棚戶區改造的群體，通過一系列的措施，來化解房地產的庫存。

去槓桿方面，主要是企業的槓桿，從金融系統一直到企業，都會非常穩妥地來處置。

降成本方面，現已在調查制定方案，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另外還有不合理的收費，還有其他一些過重的企業負擔，都要降下來。

補短板方面，主要是通過加大投資的力度來補短板，促進結構的調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後一個重要的任務，主要是三個方面，一個是化解過剩產能，二是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三是新興產業的支持和培育。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於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於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並在大約10年時間裡成為日後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供應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儘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臺時面對的局面。

改革只能是“中國經濟學”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儘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鑑，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都不可能單項使用。

上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儘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鑑，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其一，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形勢與里根時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給學派主張時，美國經濟增長率為負，通脹率為兩位數。而今天的中國經濟仍保持著主要經濟體中相對的高增長勢頭，通脹風險尚未出現。其二，國際背景不同。里根對供給學派的應用，有冷戰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國際背景沒有冷戰因素，各經濟體之間的融合程度達到空前水平。其三，發揮空間不同。經濟形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偏靈活的貨幣政策使用的空間更大。這意味著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交叉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空間更大。其四，著力點不同。里根時期的“供給側改革”，一個主要著力點是“減”，減少福利開支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

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關鍵藥方，對突破我國發展的“歷史關口”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第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是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的長效手段。一方面，將結構性改革引入宏觀調控，形成“宏觀調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是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平衡的重要舉措。這是強調穩增長中的結構變量和制度變量，二者是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傳統的宏觀政策偏重於總量問題而忽視結構、制度問題。結構失調、體制僵化不僅增加穩增長的困難，甚至可能使發展不可持續。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增強發展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長期穩增長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領域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的情況下，宏觀調控可以更多采取市場和經濟手段，儘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這既能增強市場信心，又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

第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舉措。如果說確立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十三五”規劃的最重要主線，那麼深化改革，特別是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規劃的另一條主線。“十三五”規劃建議並不是單獨講改革，而是把改革貫穿於五大發展理念中，改革是為發展服務的。發展難題的形成和解決，最大制約因素是體制機制障礙。就經濟體制問題而言，最大的結構性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即簡政放權、深化價格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方面都面臨重大的供給側體制問題。以創新發展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創新動力不足，一些人把大量精力、財力、智力花在投機取巧上，熱衷於泡沫投機活動，這是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這其中有文化因素，也有發展觀短視、政績考核制度等的問題，更有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的供給體制問題。推進市場化改革，不僅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為市場主體創造更加寬鬆公平的宏觀環境，讓市場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還能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激勵，增強微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第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升級失敗，即經濟結構長期處於中低端而無法向中高端轉換，從而導致長期需求不足、產業競爭力低下、社會嚴重不公平、人均收入水平難以提高等問題，最終使得經濟長期失速，各類風險交織且集中爆發。結構轉型升級順利推進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經濟結構全面升級的原動力。

第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促進中國向法治國家轉變的關鍵一招。改革並不僅是對舊體制的“破”，更關鍵的是在於“立”，即“立什麼樣的新規”。成功的改革要靠法治來鞏固，法治的形成過程就是制度的完善過程。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不是僅提供一時的激勵，而是在打破一些關鍵領域體制障礙的同時，建立基於法律規範的長效體制機制。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要靠法治，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進。

闡述供給側改革的作用

如果用一個公式來描述人們口頭上所說的“供給側改革”，那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含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改革實質

供給方式

供給側改革實質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給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產生、輸出、執行以及修正和調整方式，更好地與市場導向相協調，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說到底，供給側改革，就是按照市場導向的要求來規範政府的權力。離開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談供給側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無形之手，不僅不會有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也會損害已有的市場化改革成果。

供給結構

從中國中央政府“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改善供給體系的供給效率和質量”等明確表示看，供給側改革就是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市場所需供給約束為標準的政府改革。從供給側改革的階段性任務看，無論是削平市場準入門檻、真正實現國民待遇均等化，還是降低壟斷程度、放鬆行政管制，也無論是降低融資成本、減稅讓利民眾，還是減少對土地、勞動、技術、資金、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供給限制，實際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內容。

改革角度

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裡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於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

改革重點

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說過，“任何制度都是對實際生活中已經存在的需求的響應”。隨著中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新階段，一些制度體系已嚴重滯後，進而提出了創新制度供給的迫切需求。所有這些需求加起來，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主要是因為，雖然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為止仍然只能稱為“半拉子”市場經濟，在影響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土地、勞動力、資本、創新等要素方面，還存在著十分明顯的供給抑制與供給約束。現在制度結構、生產結構已經不能滿足龐大中等收入家庭的各類新需求，不利於中國各類消費潛力、改革紅利的釋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才會提出“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號召。

1.居於制度創新之首的，應當是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方式的創新

具體表現在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通過嚴格規範政府的行權方式，做到廉潔、高效、透明、公正、公開，一方面優化合法經營、公平競爭、高度法治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和規範，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目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諸多系統性、基礎性問題正在浮出水面，進一步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決心與勇氣，更需要改革的系統設計與專業化的技術解決方案。政府在這方面可以作為的空間還很大。當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同時切實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基本職責。

2.深入推進財稅改革，形成政府與公民、中央與地方之間穩定的經濟關係以及規範的政府財政管理制度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兩年來，財稅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當前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推進財稅改革的外部環境正在變得現實而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