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近代中日關係?

如何看待中日關係

(一)鞏固和發展中日友好關係，是關係中日兩國人民長期的根本利益的大事，是關係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大事。我們兩國都把中日友好奉為本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完全正確的。任何輕視和低估中日長期友好事業的想法和做法都是缺乏遠見的，也是錯誤的。我希望我們兩國政府和人民都要繼續努力提高珍借中日友好的自覺性。 (二)為了發展中日友好，我們兩國政府和人民都要正確對待兩國嚴重對抗的歷史。兩國長達半個世紀的對立，是由日本極少數軍國主義頭子造成的，不應由日本人民和現在的廣大朝野人士負責。日本極少數軍國主義頭子一手製造的侵華戰爭和其他侵略戰爭，給中國和亞洲、太平洋地區各國帶來極大的災難，最終也給日本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對此，我們兩國人民和後代子孫都要作為嚴重的歷史教訓，引為鑑戒。但這些戰爭製造者本人有的早已去世，有的已經受到了國際公法的正當制裁，他們的子女和後代並沒有受到連累。總之，當我們努力發展中日友好關係時，一方面不要使歷史上發生的對抗影響今天的合作，另方面也不應對製造中日對抗的罪魁禍首寄以同情，更不應縱容極少數人進行妄圖復活軍國主義的活動。否則，就將不可避免地使中日友好蒙上陰影，甚至帶來嚴重後果。 (三)實現中日長期友好的莊嚴任務，需要我們兩國政府和人民作堅韌不拔的努力。我們兩國上上下下，都要認真對待和嚴格遵守兩國政府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堅持雙方確認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賴、長期穩定的四項原則。兩國的歷史、現狀、利益和觀點都有所不同，當交往中遇到困難的時候，雙方都應顧全大局，謹慎從事，認真體察對方的友好建議和合理要求，力求避免做任何傷害對方人民感情的事。我認為，只要我們雙方都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中日長期友好的前景就將是光明的。 (四)中日友好的最高目標是實現世世代代的友好。為了這個崇高的目標，我們首先要努力發展有利於實現這一目標的積極因素，妥善處理不利於實現這一目標的消極因素，爭取實現二十一世紀中日繼續友好。這樣，就為世世代代友好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肩負著十分重大的任務，各位委員在工作中難免要設法克服這樣那樣的矛盾，正因為這樣，委員會的職責是兩國人民所寄予厚望的，是異常光榮的。委員會的業績將記載在中日友好的歷史篇章上。祝諸位努力

近現代中日兩國的關係經歷過怎樣的風雨和曲折?並談談你對此的認識

一、中日兩國曆史關係回顧：

（一）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中日關係

1．歷史回顧

（1）東漢以前（火種與土著）

日本原是個島國，可是其土著民族並不發達。在中國和朝鮮半島的大陸移民帶來的新技術影響下，生產力逐埂發展逐漸行成小的王國和勢力。傳說中的徐福東渡就是這個時期，給落後的日本帶去了文明的火種。

（2）東漢到南北朝（天朝和蠻夷）

這一時期日本多次入朝進貢中國，請求冊封，來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

（3）隋唐時期（老師和學生）

這一時期日本卻不再求取和接受冊封，而是多次派遣隋（唐）使和許多留學生及留學憎，來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由於不喜歡倭這個蔑稱，日本的名字便是在這時應運而生。由於中日之間的交往密切，所以日本在許多方面都受中國影響很。

（4）唐末到近代以前（衛士與強盜）

唐末，隨著王唐朝的衰弱，而日本決定廢止遣唐使，取而代之的是商船通商和倭寇入侵。而他們從中國宋以後開始就不承認中土文化的先進性和正統性，只追求經濟利益。而同期中國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也曾先後發動過對日本的侵略活動。這段時期可以說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5）屈辱清朝（魚肉和倭刀）

明治維新後，日本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並在政府的扶植下，很快產生壟斷，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但日本是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又缺乏資本的原始積累，且國內市場狹小，資源貧乏，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卻需要廣闊的市場、資金和資源。為此，保留了大量封建殘餘的明治天皇政權，只有從對外擴張中尋找出路。軍部則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發動戰爭的主要推動者。1874年，日本發動侵略中國臺灣的戰爭，迫使清王朝與之簽訂屈辱的《北京條約》，以五十萬兩白銀的賠款作為日軍退出臺灣的條件。此後，日本逐漸形成以“徵韓侵華”為核心的大陸政策。1876年強迫朝鮮訂立《江華條約》，攫取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等。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強迫清王朝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規定割佔中國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賠款白銀二億兩及開埠通商等特權，這大大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機和半殖民地化。1900年日本參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4年在美國支持下，日本發動日俄戰爭，大大擴展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1910年日本正式侵吞朝鮮，把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從此，日本帝國主義走上了與歐美列強爭奪世界霸權，首先是侵略中國稱霸亞洲的軍國主義道路。1927年，日本軍閥炮製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揚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第二年扶植了以清廢帝溥儀為傀儡的偽“滿洲國”，把中國東北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此後日本侵華步步深入，終於在1937年7月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許多國家，並向太平洋擴張，與德意法西斯沆瀣一氣，企圖重新瓜分世界，與全世界人民為敵，在中國人民、亞洲各國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聯合打擊下，1945年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

2．特點分析

通過對從東漢時期開始至二戰後中日曆史關係的調查研究，我們瞭解到中日兩國自古以來就是友好鄰邦，雖然其間也出現了一些有損兩國關係的事件發生，但畢竟時間不長，影響不大，中日之間的友好交往一直是兩國關係的主流。但明治維新後，日本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並在政府的扶植下，很快產生壟斷，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過渡到帝國......

論述近代史以來中日兩國關係，分析近代兩國差異和當今兩國關係趨勢

中日近代化之比較

19世紀60年代起，中日兩國都開始了近代化改革的進程。這不是偶然的，兩國都是在內憂外患的狀況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逐步強大，中國屢次改革卻沒有使中國走向富強，反而加劇了列強的瓜分腳步。

日本是一個善於學習的國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盤中化，明治維新中的全盤引進西方文化，將西方先進技術引進國內產業，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與國內天皇制相結合而成的具有本國特色的君主立憲制，使日本統一於以天皇為中心的統治階級之下。

一、改革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

在改革前，中日兩國都面臨著國內人民起義不斷和外部列強侵略加劇。因此，兩國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滿了激烈的鬥爭。但由於兩國的傳統以及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不同而又有所差異，並對近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近代前，對兩國社會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傳統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兩國都是封建專制的國家。日本的傳統體制屬於封建世襲領主制。在幕藩體制下，日本是一個鬆散的有多個藩地組成的國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權，可以說是地方自治；但是這些藩地有很強的天皇中心觀念，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權體制相對簡單得建立起來。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屬於集權官僚型的政體，權利集中於皇帝一人，官僚機構龐大，民間難以形成類似明治維新中的各種社會勢力，政權的社會基礎難以擴大，改革的道路必將曲折。日本政府統治階層面臨人民鬥爭不斷。30年代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權大，促成了後來的強藩改革，這些小規模的改革也為明治維新培養了一批有實踐經驗的領導者。

幕藩體制下等級森嚴，被統治階級受著本國統治階級和外國侵略的雙重壓迫，日本農民階級的反封建反侵略鬥爭高漲，成為明治維新成功的最根本動力。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經危機重重的統治秩序更加不穩定。

中日兩國都是“後髮型”現代化，但日本“後發”的同時又是“外生”的，有學者認為日本實現較徹底改革的關鍵是立志推進現代化的領導人掌握了國家實際的政治權力，能將傳統政治領導轉化為具有現代化傾向的政治領導，並維持領導集團內部的高度團結。

日本在幕府時代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天皇並無實權，幕府末期，掌握實權的幕府統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對內對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國內人民的不滿，出現了統治危機。這使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得以發動併成功。無實權的天皇和下層資產階級可以聯合以奪取實權，下層的資產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義去反對幕府統治者，這些條件在中國是沒有的。在“尊王”的口號下，各階層很自然得都擁戴天皇，使天皇在實際上取得了統治權。

中國的清末憲政只是一場統治階層的自救運動，其目標不是改變落後面貌，而是為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清政府發佈的政令都流於書面，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戊戌變法雖然有涉及政體方面，但光緒皇帝沒有實權，他頒佈的詔書對各地官員沒有約束力，得不到實行；維新派沒有注意到發動群眾，改革僅侷限於部分知識分子階層，沒有像明治維新那樣強大的基礎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農民階級的切身利益。

日本統一的國內市場形成較早，試圖組織商品生產或商品流通的現象，主要只是在江戶時代的初期才能見到，到了幕府末年，無論是幕府還是諸藩，都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現實。中國傳統的經濟觀主要以劉錫鴻為中心，他提出“農務久安”的觀點，反對發展工商業，其主要觀點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而強化對農民的封建剝削，為防止封建社會瓦解而極力反對採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進商品流通，阻止工商業的發展。

日本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市場，以次為背景商業資本也獲得長足發展，併為求得利潤的擴大而重視海外貿易，......

如何理解中日關係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

這個問題很多人都回答過了 我就把它摘過來給樓主看一下。雖然很長但是很有道理 建議看完~

中日關係集中體現和濃縮了國家關係的複雜性，它既是鄰國關係，又是大國關係；既是“東西”關係，又是“南北”關係；既有歷史上和平與對立的雙重關係，又有現實中依存和競爭的雙重關係。中日關係正處於歷史上的關鍵時期，正確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是兩國人民，特別是兩國政治家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問題，主要就是從歷史、全局、未來角度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

一、要善於從歷史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

“以史為鏡，可知興衰”。中日關係的現狀很大程度上與中日關係的歷史相關，“以史為鑑”就成為處理中日關係的基礎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中國就把“以史為鑑，面向未來”作為指導中日關係的基本原則。“以史為鑑”的“史”，即中日關係的歷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關係史，並從中找到可供借鑑的經驗教訓，將是兩國人民必須完成的歷史課題和現實任務。

提到中日關係史，歷史上的中日甲午戰爭和日本侵華戰爭就歷歷在目，它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刻骨銘心。難怪人們在中日關係上一提到“以史為鑑”，就會自然想到這一段歷史，並把這一段歷史上升到民族尊嚴和國家榮辱的戰略高度。這樣理解中日關係史並不算錯，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確。周恩來總理當年曾用十個字說明中日關係歷史，即“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這是中日關係歷史最全面最準確的說明和表達。中日關係，從歷史的角度講，友好是長期的，對立是短暫的；友好是歷史主流，對立是歷史主流中的“艱難和辛酸”的一頁。只看見“五十年對立”而無視“兩千年友好”，或只看見“兩千年友好”而無視“五十年對立”都是不全面的，都會得出錯誤，甚至有害的結論。

“兩千年友好”使中日長期和平，並共同發展。中日兩國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漢朝，唐朝是兩國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雲集長安，又有鑑真和尚東渡日本。在漫長的交往過程中，中國的文化得以傳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發展。在一衣帶水的地理關係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許多相同因素的東方文化觀念和社會結構。就是到了近代，兩國也不約而同地開始了推動社會發展的“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充分說明了兩國在社會自身發展週期和韻律上的“近似性”。“兩千年友好”，使兩國人民長期享受和平邦交環境，長期享受彼此文化營養，長期享受社會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戰爭後，仍然有孫中山、魯迅、郭沫若、周恩來等人為了革命及兩國友誼的需要，來往於中日之間。“兩千年友好”的歷史證明，“和則兩利”，和處才能共生，和諧就會共贏。

“五十年對立”使中日關係破裂，社會停滯不前。日本“明治維新”後，在其迅速強大的國力支持下，忘記了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擴張野心膨脹，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使中國人民蒙受恥辱。幾十年後的侵華戰爭，在中國人民未愈的傷口上，日本軍國主義又犯下滔天罪行。兩場戰爭在半個世紀中發生，使兩國人民祖祖輩輩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瞬間破壞殆盡，使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突然斷裂，使兩國人民失去了和平穩定，飽受著戰爭的煎熬和戰爭創傷的折磨。兩場戰爭使中國社會倒退、國家分裂，使日本的繁榮瞬間變成廢墟，國家主權受到限制。“五十年對立”的歷史證明，“鬥則兩傷”，對立必然同輸，戰爭一定同敗。

如果說“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的中日關係歷史，僅僅證明了“和則兩利，鬥則兩傷”的文明智慧顯然是不全面的。“兩千年友好”的關鍵是什麼，“五十年對立”的關鍵是什麼，今人必須認真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