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對照演講稿

　　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從定性上說就是違反政治原則、違反組織紀律，一些人為了不傷自己，不怕傷黨、不怕傷組織、不怕傷事業，把社會的不良習氣搬進了黨內、汙染了組織。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了3篇，希望能夠幫到你。

　　篇1

　　在最近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中央領導同志屢次向不正之風“說不”，繼“向舊習慣說不”之後，又提出“敢於向好人主義說不”。這不僅是對教育實踐活動批評與自我批評環節的要求，更是直指一些地方長期以來黨內生活不健康的一種突出風氣。

　　“好人主義”就是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就是講私情不講黨性、講關係不講原則的腐俗官風。比如說，班子內部維持“一團和氣”，出了問題迴避掩蓋，開會決策你好、我好、大家好，寧可得罪工作，也不得罪“朋友”，寧失原則，不傷感情;又比如說，同志間關係“低頭不見抬頭見”，面子至上、友情第一，明知不對、少說為佳，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大家都做“順水人情”，人人爭當“好好先生”;再比如說，上下級關係講究“和諧”，下級有問題，“上面”包著、護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下級則對“老闆”隨聲附和、奉承捧場，等等。直到這次教育實踐活動，要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了，要開民主生活會了，有的同志仍然是對上放“禮炮”，對同事放“空炮”，對自己放“啞炮”。

　　批評與自我批評，本來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黨不是 “一團和氣”的俱樂部，也不是“你好我好”的同路人，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內必須有健康、健全的政治空氣和嚴肅、嚴格的批評風氣。“好人主義”不講原則、沒有黨性，“老好人”也並不是什麼真“好人”——“多栽花”，無非是要“少栽刺”，“與人方便”終究是為了自己方便，這種八面玲瓏、四面討好的“好人”，往往是精於算計、滿心思個人得失的人，是功利私心最重的人。這種從不與人紅臉的人，往往也是對同志最不負責的人。“好人主義”說到底，就是一種官僚主義——在封建官僚體制下，“同朝為官”的同僚，在對專制王權的同一依附中結成利益共同體，同進退共榮辱，“一團和氣”成為做官的座右銘，明哲保身和務求中庸成為仕途的不二法門。多少年來，“好人主義”作為一種官場“麻醉劑”和“腐化劑”流傳風行，於今又烈，我們必須抱有高度警惕。

　　“好人主義”並不是什麼“好東西”。“好人主義”再走一步，就是“圈子文化”。早在70多年前，毛澤東同志就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歷數了“好人主義”的“物件”——“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者、老同事、老部下”，其實就是被小平同志斥為“害死人”的“小圈子”的雛形，就是沆瀣一氣、利益攸關的“朋黨”的基礎。另一方面，“好人主義”真是“好好先生”嗎?有的“好人”是雙面人，“檯面上”不說，背後亂說，會上舉手，會下亂放炮，當面“和睦相處”，背地裡拉幫結派，當面唯唯諾諾，轉過身卻以鄰為壑，當面拍馬奉迎，私底下卻搞陰陽兩面，甚至還有暗中設陷阱、捅刀子，織罪名、造謠言的呢!

　　“好人主義”盛行，關鍵在領導幹部身上。一是黨內生活不健康，缺少批評的環境氛圍，缺乏民主空氣。有的“一把手”，脾氣大得很，“個人尊嚴”碰也碰不得，一聽批評，就火冒三丈，甚至拍案而起，抓辮子、打棍子、穿小鞋，結果誰也不敢說個“不”字，一片鴉雀無聲之下，“你好我好”便成風氣。二是有的領導，明知制度被破壞，竟網開一面，造成“破窗效應”，目睹下級犯紀律，也不吭聲，叫作“放人一馬”。他無非是要做人情、博“官聲”、拉關係、爭“選票”，既愛惜一己的羽毛，博取不正常評價下的“開明”形象，又追求為官的“民意支援”，獲取選舉呀、測評呀的“高票”。說到底，還是“為人際關係所累”，過於為自己的榮辱進退算計。

　　向“好人主義”說不，要有“敢於”的勇氣。有些地方，“好人主義”已經形成風氣，成為 “規則”，要打破這種局面，就要敢於唱“紅臉”，敢於當“出頭鳥”，敢於一時“不見容於眾”，敢於被視為“異端”、划向“異類”，甚至敢於被“孤立”、被“邊緣化”，總之要有動真格的勇氣。另一方面，要從輿論上、體制上支援那些敢於批評不做“好好先生”的同志，要科學分析某些“選票”中的真實成分，既要堅持群眾公認，又不能簡單地“以票取人”，尤其是再也不能讓那些奉行“好人主義”的人得實惠佔便宜獲利益——“好好先生”在生活中嚐到的“甜頭”，不是已經成為“好人主義”風行的“示範”和“榜樣”了嗎?

　　篇2

　　如果說，領導幹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標之一是“為官不為”，推進“能上能下”本身也要避免“為官不為”

　　這幾年來，在中央正風反腐的政治新生態下，不正之風大為收斂、腐敗現象得到有效遏制。與此同時，也出現一種現象：一些幹部感慨為官不易，有的甚至為官不為，正所謂“啥都不幹，難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擔風險;組織考核，沒有缺點。”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成為從嚴治黨、從嚴管理幹部亟待解決的新課題。

　　“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首次對幹部“能上能下”做出專項規定。從聚焦“不正、不為、亂為”三大為官問題，到調整十種“不適宜任現職”幹部;從增加五項對領導幹部的問責情形，到明確六種幹部“能下”的渠道，《規定》的出臺，堪稱是治庸、治懶、治散的點睛之筆，傳遞出公職人員隊伍沒有“鐵飯碗”的明確訊號，也標誌著幹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現代轉型。

　　幹壞事要下臺，不幹事要下臺，幹不好事也要下臺。推進幹部“能上能下”，重點和難點是解決“能下”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能上不能下”是當前幹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幹部只有“能下”了，才能騰出更多位置，讓更優秀的幹部有施展平臺，實現真正的“能上”;幹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讓在位的幹部有危機意識，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崗位，讓向上的幹部有奔頭有幹勁，更加如臨如履、兢兢業業，從而形成萬馬奔騰的競爭局面，更好地構築政治生態。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印象中，組織部“管進”，紀委“管出”，彷彿只有被紀委盯上的幹部才可能離職。《規定》實施後，組織部門不僅“管進”，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沒有大過、沒有嚴重違紀違法行為，但在其位不謀其政、能力素質不適應的幹部調整下來。客觀地講，這既是一項新任務，也是一個新挑戰。

　　如果說，領導幹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標之一是“為官不為”，推進“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為官不為”。畢竟，相比於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規定雖然明確，卻並不一定有那麼“緊迫”;相比於“能上”的皆大歡喜，“能下”肯定會得罪人，甚至還會“惹麻煩”。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義”、是否具有擔當精神，是推進“能上能下”的關鍵。在此過程中，既要解開不合時宜的思想釦子，也要普及與時俱進的從政文化。

　　一是在思想方面，要進一步破除“官本位”的陳舊觀念。“能上能下”之所以久推不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榮下辱”“下必有錯”的思想障礙。這種認識上的偏差，使得一些領導幹部不想“下”，也使得組織部門不“忍”下。解決“能下”的難題，首先就要從減少幹部“下”的思想阻力開始：領導幹部也是社會職業的一種，為何體制外的人可以“下”，體制內的人就不行呢?為何其他行業可以進退自如，領導幹部降職就會覺得“丟臉”呢?

　　二是在行為方面，要確立“有為有位”的鮮明導向。從選拔任用的角度來看，領導幹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還在於重視提拔、輕視使用，一些庸官懶官太平官的出現，莫不與此有關。“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幹部本來就要幹事的，啥也不幹，要你幹啥?啥也幹不好，留在此地為何?有為才有位，在位必須為，上去的可以下來，下來的也可以上去，實現“上”和“下”的辯證統一、“”和“出口”的有效對接，幹部隊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滿活力。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黨的以來，多名省部級幹部的“斷崖式降級”，為幹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確的規定以後，幹部“能上能下”的目標能否落實，開始的幾步很關鍵;抓幾個典型案例，也很重要。

　　篇3

　　“四個全面”事關治國理政全域性，決不能允許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擾亂整體佈局，讓權力被一些權慾薰心的人用於擴充套件其野心的小圈子

　　多次強調，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而淨化政治生態，營造廉潔清正的從政環境，就必須清理各種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要對那些整天琢磨拉關係、找門路的黨員幹部當頭棒喝：“圈子文化”不是共產黨人的文化，必須痛加鞭撻，堅決抵制。

　　黨內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機性、幫派性、貪婪性的特點，是一種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腐朽文化。各級幹部都是黨的幹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這種“圈子文化”，玷汙了共產黨人應有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嚴重敗壞了黨的形象和風氣。在這次反腐鬥爭中揭露出來的幫派圈子，無論是人身依附，還是搞政治投機、結黨營私，都離不開個“貪”字。人們常用“鉅貪”“貪得無厭”“貪贓枉法”來形容他們。這種貪婪性，決定了他們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權力，最終必將自絕於黨和人民，受到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嚴懲。

　　多年來，我們黨對於自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考驗和風險，是十分清醒的。其中，執政的考驗，腐敗的危險，尤為嚴峻。這是因為，權力具有兩面性，既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又會誘使掌握權力的人利慾薰心、以權謀私。我們黨要長期執政，就要長期應對這種考驗。在落實“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過程中，這種考驗尤為突出和尖銳。因為“四個全面”事關治國理政全域性，涉及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和戰略走向，決不能允許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擾亂整體佈局，讓權力被一些權慾薰心的人用於擴充套件其野心的小圈子。

　　抵制和反對源於封建主義的“圈子文化”，是一項長期的思想政治任務，需要找到長治久安的辦法。首先，要抓價值觀建設。“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種極端利己的維護幫派私利的價值觀。共產黨人的文化，核心就是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取向，就是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艱苦奮鬥的優良文化傳統。這種共產黨人的文化，同“圈子文化”是根本對立的，同時又是克服“圈子文化”的有力武器。共產黨人既要成為全社會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範，又要弘揚和踐行共產黨人特有的優良傳統和價值觀。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敗路，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其次，要抓陽光制度建設。“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極大地破壞了黨的各項制度。強調，關鍵是要健全權力執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執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同時，他還指出，要加強對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敗問題多發領域和環節的改革，最大限度減少體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過深化改革不斷剷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同理，解決“圈子文化”，也要把建立陽光制度作為一個重要的抓手。

　　最後，要通過法治管住“圈子文化”。“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之所以把法治和發展、改革、治黨聯絡起來、結合起來，正是為了找到一個治本之策、長治久安之道。只要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把我國建成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封建主義就沒有了滋生的土壤，“圈子文化”就失去了蔓延的空間。各級幹部身體力行抓法治，有針對性地抓，堅持不懈地抓，一定能抓出一個風清氣正的黨建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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