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傢俱工匠發展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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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傢俱的設計和製造主要靠手工勞動來完成,設計者和製作者往往是同一人,設計和製造沒有明確且細緻的分工,在學習技藝上也完全採用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傢俱的製作完全憑經驗和記憶,基本上沒有設計圖紙,所用的製作材料也基本上是自然材料,如:天然木材、竹、藤、石料等。中國古代傢俱工匠在民間往往被統稱為“木工”,在我國已是一種古老而傳統的行業。木工以木頭為材料,伸展繩墨,竹筆劃線,然後拿刨子刨平,再用量具測量,製作成各式各樣的傢俱和工藝品。對中國古代傢俱工匠的研究,在此主要探討木工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當時的經濟是以手工業和商業為基礎,各類工匠中以手工業工匠居多。《考工記》中記載了春秋時期官營手工業的各工種規範和製造工藝,其中將手工業工匠分為:木工、金工、皮革工、設色工、刮磨工、陶工共6個工種,從中可以看出木工為首。《法儀》曰:“百工以矩為方,以規為圓,直以繩,正以懸,平以水。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木工還使用“繩墨”作為畫線的規矩準則,並通過使用規矩準繩進行取圓、定平、校直。戰國時期,由於鐵器的製造和廣泛使用,木工的工具有了鐵製的斧、鋸、鑽、鑿、鏟、錛等。

唐代的木器業作坊的勞動狀況在《太平廣記》有所記載,其八十四卷中講述了工匠們做木製車輪的情況:“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同材),募人集車,輪、轅、輻、縠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

明清時期是我國古代傢俱發展的鼎盛時期,傢俱製作的工藝主要有剖木、鋸材、刨鑿、鑽孔、雕刻、磨光、漆飾或蠟飾等。然而,當時我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發展緩慢,從科學形態上看,仍然停留在實用科學的形態上,傢俱工匠的生產勞作仍以手工工具進行加工,生產效率低,並要求工匠們具有豐富的經驗和高超的技能。從清代光緒版的《欽定書經圖說》中《垂典百工圖》和《有備無患圖》中,可以看到當時木工從事勞動時的情形。

傢俱行業工匠地位的變化

眾所周知,工匠的地位低下,一方面是由於匠籍身份低賤,另一方面是因為受傳統儒家文化中重道輕器觀念的影響,在傳統文人士大夫的眼中,包括傢俱工匠在內的手工業工匠都是屬於賤工的地位,而像魯班那樣被尊為行業祖師的極少,絕大多數工匠都是默默無聞。

從明代開始,傢俱工匠慢慢進入文人士大夫的視野。生活閒適無憂的文人階層開始真正參與到傢俱設計的實踐中,對傢俱的賞玩、收藏和參與設計在文人階層中也蔚然成風,這為古老的傢俱行業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和旺盛的生命力。至此,文人和良匠在精神上有了互通,許多著名的工匠均極具修養,在審美和品味上具有相當的水準,同時備有文人氣質,所制的傢俱工藝精湛、品地清雅,與當時文人的審美情趣暗合,也極易在文化層面引起共鳴,因而備受推崇。文人對良匠的認同以及對傢俱行業的參與,本質上也是一種對清玩文化的肯定。在晚明時期,這種文人和工匠間的互動達到高峰,許多傳世經典也隨之產生。“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藝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淺,濃淡疏密,適與後世賞鑑家之心力、目力鍼芥相投,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一些技藝精湛的傢俱工匠甚至上升為藝術創作的藝術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士大夫公卿平等對話,這種文化的延伸和統一,使得傢俱工匠的地位得以提升。

梓人之道

《梓人傳》中有云:“梓人之道類於相”。在中國歷史上,文人為帝王將相作傳是常有的事,而為工匠百姓作傳則十分罕見。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就曾為木匠(梓人)楊潛作傳,謂之《梓人傳》,對“木工”最著名的論述自古當屬《梓人傳》。傳記中的梓人並非普通的木匠,而是一位設計師,柳宗元的目的是闡述“梓人之道類於相”的道理。他將梓人比作丞相,認為他們間有著內在的、共通的關係。“知其術之工大矣”,梓人“舍其手藝,專其心智,知體要”而能把握建造的全局,其“勞心”之功“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即梓人是要放棄一般的手藝,將自己的智慧達到能把握建造全局和要領的程度,對工程的整體設計和把握能為宰相治理國家所效法,並提出了“相”要治理好一個國家,須從梓人之道中汲取教益。

事實上,傢俱的製作完成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工藝,整個傢俱的設計製作過程必須遵循“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要遵守規矩繩墨,設計要遵循一定的原則方法,要全面構思、統籌規劃、系統佈局、縝密計算,以及協調各種關係。因此,一件經典的傢俱作品應該集造型、色彩、材料、舒適度、審美等為一體,是一件協調平衡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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