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號青藤，明代的三大才子之一，是一個在中國寫意花鳥畫史上絕對值得大書特書的人。
方法/步驟
他筆下的花鳥作品豪放潑辣，水墨淋漓，一揮而就，但求神和，不求形似。這是他狂放不羈的性格和半生潦倒生活的真實寫照，更是他胸中逸氣的抒發。
徐渭以其獨特的筆觸，開創了大寫意花鳥畫風，將傳統的文人畫提高到了一個更新的境界，對後世中國繪畫影響極為深遠。
徐渭身後120年，鄭板橋被其深深折服，自刻印章“青藤門下走狗”。
身後300多年，齊白石寫道：“青藤、雪個、大滌子之畫，能橫塗縱抹，餘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餘於門之外，餓而不去，亦快事故。”
他在詩文、書法、戲曲、繪畫上均有獨特造詣，成就卓著。在繪畫方面，藝術作品表現性強，善於以感情駕駛筆墨，常突破對象自身的侷限，草草率筆，各種墨法任意點染，筆法大刀闊斧，水墨暢快淋漓，比一般的寫意花鳥畫顯得更加豪放潑辣，故有“大寫意”之稱。
那麼，徐渭這種獨特的繪畫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坎坷的經歷與心理畸變
徐渭水墨大寫意畫法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與其坎坷的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徐渭出生於一個封建小官僚的家庭，祖父是官員出身，因獲罪被充軍戍邊。其父徐鰓做過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徐渭為妾室婢女所生，且出生不久，其父就撒手歸天，因此自幼沒能得到父親的庇護。徐渭從小聰明伶俐，6歲時開始接受啟蒙教育，記憶力超群，自稱“書一授百字，不再目，立誦師所。”至10歲那年，家況急劇敗落。出於生計考慮，其嫡母苗氏遣散了家中的奴僕，並將其生母也賣了出去，活生生地拆散了骨肉之情，這給徐渭童年的心靈造成了難以抹平的創傷。
此後他雖然更加自信地去讀書以求功名，但是由於當時八股取士科舉制度的限制，自中秀才後便與科場無緣了。到了20歲，徐渭結識潘氏併入贅潘家。夫妻恩愛，三年後生有一子。然不久潘氏因病而卒。之後的數年中，徐渭生活更加清貧。37歲時，徐渭以才名被總督東南軍務的胡宗憲所招，入幕府掌文書，這是其一生中最得意的時期。然而好景不長，胡宗憲由於嚴嵩案被捕。徐渭因主子犯事受到恐嚇，終患精神疾病，前後自殺達九次之多，且都是極端的方式，如頭部撞牆、釘子錐耳、錘子擊腎囊等方式，最後因狂暴不禁而殺繼室，終釀慘禍，為此入獄達七年之久。這一變故以及牢獄之災，徹底改變了徐渭的命運。
晚年的徐渭更是窮困潦倒，貧病交加，時常“忍飢月下獨徘徊”，讓人唏噓不已。陶望齡這樣描述道：“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萬不得，遇窘時乃肯為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給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生活的艱辛，使得他經常變賣家產及多年珍藏的文玩勉強度日。
以上可見徐渭一生十分悲慘。這種經歷無疑對他的藝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促成了他在藝術創作中的任意揮灑，借題發揮，乃至無所不為，亦形成了其“癲狂怪誕”的性格。
然而，此種疏狂的性情正是成型於牢獄生活。獄中的徐渭仍未忘詩文書畫創作，名作《題墨葡萄詩》即作於此時：“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詩如其人，憤世嫉俗，標新立異，是為人生之大寫意。表現在繪畫中的線條皆奔放酣暢，如疾風驟雨般一氣呵成，給人以生動感。如《墨葡萄軸》，此畫結構奇特，似不經意，溼筆飽墨，橫杆順著枝藤淋漓而下，藤條錯落低垂，枝葉分披，以豪放潑辣的水墨技巧，達到了葡萄晶瑩欲滴的效果。
事實上，在徐渭的藝術創作實踐過程中，以這樣一種心態和性情去支配其創作時，就形成了他自由的創作情態與反叛的精神，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藝術表現上詭異怪誕風格的形成。
如徐渭的詩歌《雪竹》：“畫成雪竹太蕭騷，掩節埋清摺好梢。獨有一般差似我，積高千丈恨難消。”他還將憤怒發於筆端，借物言志。正所謂“莫把丹青等閒看，無聲詩裡頌千秋。”把作品當成情感抒發的載體，在畫中傾注內心不滿的情緒。世事對徐渭有如《畫雨竹》所云：“葉葉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徐渭筆下之竹是通人性的，那應景而生的枝葉，是以斑駁離亂的墨色，和彷彿破土自出的墨塊表現，寄寓著徐渭率真的感情。又《墨牡丹》詩云：“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字裡行間流露出他縱有滿腹經綸，卻落得一生貧賤的悲慘際遇。於癲狂中更體現了他堅定清白操守與不苟求富貴的氣節。
此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徐渭《牡丹圖》上也有題絕句：“四十九歲貧賤身，何嘗妄憶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徐渭作過多幅潑墨牡丹，並非著意表現牡丹的美麗富貴，而是借潑墨牡丹喻示自己貧愁潦倒但耿介傲岸的身世個性。袁宏道對徐渭畸狂性格的總結評價，可謂一語中的，“予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最終，徐渭於1593年抱憤而逝，年73歲。死前身邊唯有一條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條席子也沒有，可謂悽慘悲涼。
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實倒掛枝頭，水鮮嫩欲滴，形象生動，茂盛的葉子以大塊水墨點成，風格疏放。豐富的運動軌跡與濃淡、徐疾、大小、乾溼、疏密程度各異的筆蹤墨韻，無不具備振筆疾書的即興性和不可重複性，呈現出中國繪畫中最為強烈的抽象表現主義。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藝術的加工，使其蘊含某種內在的氣質、精神，這種氣質、精神又使欣賞者有如臨其境。
徐渭筆下的南瓜、菊花圖，一氣呵成，驅墨如雲，氣勢逼人，同時又恰如其分的駕馭筆墨，輕重、濃淡、疏密、乾溼極富變化。墨法上既呈隨意浸滲的墨暈，又見控制得宜的濃淡。雖然被徐渭自稱“戲抹”，然而在寫意中仍生動的傳達出了物象蘊含的生韻。
他筆下的梧桐和芭蕉，直衝畫外，不見首尾，與密如驟雨的葡萄、虯如蟠龍的藤蔓構成了巨大的張力，充溢在畫面中的縱橫之氣和豪放境界讓人震撼。正如翁方綱(清代書法家、文學家、金石學家)所說：“紙才一尺樹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廬。恐是磊落千丈氣，夜半被酒歌噓唏。”
徐渭以其精湛的筆法，在似與不似之間，為欣賞者營造出來一片開闊的審美天地。
